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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谈草（第4页）

设若他有前知先见的能力，穿越两个月的时空，会发现当时的“北洋”

李鸿章，并无意将马建忠留在朝鲜袭官掌权，而是希望藉助他灵活的谋划和熟练的外语，回天津和法国公使宝海商谈解决越南方面的纷争。

这一年的十月十八日，李鸿章便把马建忠调赴天津去签约了。

正因为不能盱衡大局，又敝帚自珍，袁世凯亟欲自保，于人多忌，先肆口妄称朝鲜方面有一挟日本自重的“交涉人”

，之后发现金昌熙认了真，必欲穷究谁是这“交涉人”

，只好顺势改口，诬指这“交涉人”

是“中邦”

方面的身份。

大约就是在这一次笔谈的过程之中，他说着说着灵机一动，干脆反手大打马建忠一耙，把先前虚拟出来的这么一个“交涉人”

落实到马建忠身上。

他是这么写的：

既与日人通商，顾其势吾不怪引来泰西各邦以制日人要挟；然主和之事，亦须斟酌古今、较量彼我。

此后必马眉叔来，此人有时务才，而心地不光明，乃急迫功名之士，为办理此间，必违古而迎时，失众而败事，却不可不慎！

且贵邦人必与相投，为其所愚，只藉交涉和好邻邦而已。

事后阅之，这一小段谈草充分暴露了袁世凯的机心和忮心。

他就像《庄子·秋水》里所譬喻的鸱鸮那样，一直不断放声聒叫、恫吓凤凰，生怕它好容易攫获的一只腐鼠被抢了去。

为了能让朝鲜方面替他向吴长庆、李鸿章申诉其练兵之才、平乱之能，不惜造谣、恫吓甚至污蔑同僚，还不忘了泄漏国政诸端之中最须隐讳的人事和军机：

李傅相（按：李鸿章）专喜谈洋务，大帅虽其世好姻亲，而意见不相融洽；眉叔为人，能投李相之好者。

弟于李相之来、眉叔之去，一一数其迎合之事，与我军牵制之状，昨丁公（按：指丁汝昌）来，乃无不吻合。

更可怕的几句如此：

如贵国有事，李相坐视，必无出师之理，但使眉叔辈误其事机而已。

此次之师（按：指由直隶总督张树声率赴朝鲜增援吴长庆的部队）赖李相不在，张公（按：即张树声）得以出力，贵邦人何能知之？

光是这几句狂言，就足以问袁世凯一个卖国乱政的杀头之罪，当年的金昌熙没想到拿这谈草对付袁世凯，致令袁一步一步坐大，藉祸国而窃国，真是令人扼腕！

而袁在谈话中所指骂的“心地不光明”

“急迫功名”

“违古而迎时”

“失众而败事”

，不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吗？

为了让朝鲜人能够藉助于自己翻手云、覆手雨的地位练兵，袁世凯只好夸张虚拟吴长庆生病、离职、乞归以及将有人瓜代的谣言；为了表示瓜代人之必不能称职，更不惜捏造马建忠“心地不光明”

的谣言。

而马建忠半生仕宦，总是栽在这一类莫须有的谣言上。

即使臧仓小人袁世凯在马氏对朝鲜的任务上作梗并未成功，我们后世之人也还是能够一见端倪的。

马建忠之负屈，不是由于个人的官运不好，而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新进官僚之通洋务者，恰恰是不通洋务者最扎眼的寇仇。

所谓通洋务，也无须太大的学问，不外能实心苦读，贯通一二国语言，熟悉国际上的政治实务和法律惯例，相对于尔后一百一二十年间整个国际世界交流的变化而言，在那个时代，满清官僚所面对、处理的“洋务”

还算是单纯的。

然而对不通此道的官僚来说，涉外政策姑且不论，但凡关乎新学问、新技术、新器具之流通使用，便已经带有极大的威胁性，这批人接触了和他们同一个世代、在科举方面的资历又未必较之逊色的年轻人，论及国际大势，确如盲人瞎马一般。

李鸿章在甲午战后割地赔款，成为这批人的箭靶——这批人号称“清流”

，还有渊源和成分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