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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悔把恩仇抵死分（第1页）

第20章悔把恩仇抵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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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旧金山遇刺的记者黄远庸死后多年，行刺者及动机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国民党的官方说法是袁世凯帝制自为，诛锄异己的手段。

史学家沈云龙《黄远庸其人其言》则透露，曾任国府内政教育部长及国史馆长的黄季陆曾经在一通电话里告诉他：刺杀黄远庸的凶手乃侨胞黄某某。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又有自称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之卫兵刘北海临终忏悔一说：黄远庸是他杀的，教唆的是林森，主谋则是孙文，行凶时间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饮冰室合集》的编者、民初诗人、法学家林志钧于黄远庸遇难之后不久，就着手编辑了他在《申报》《庸言报》《亚细亚日报》《国民公报》《东方杂志》《少年中国》周刊等媒体上所刊发表的时论、杂文、论述等，《远生遗著》一书，由梁启超题签，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多年以后，科学出版公司与台湾文星书店还两度刊行了小字增订版。

翻理旧时著述，以窥黄远庸因嬉笑怒骂以寄托感慨、剖析事理的独特文风，不难发现：黄远庸是一个真正追求独立思考的记者，绝非国民党当年一意栽诬的“附袁”

“媚袁”

之徒；倒是他打从民国元年起就看不起国民党——或者该说看不起由国民党所带动的入党风潮——却的确令各党切齿。

在一篇发表于民国元年（1912）十月初五的《政谈窃听录》中，他开宗明义地说：“若北京则几成为党人党事之世界矣。

每逢政客谈话，每一时间，不知须用若干党字，闻之耳中生障。”

对于“党人党事”

之不耐，非不以共和政体之需要有党为然，黄远庸的态度是从“党中有系”

开始的。

他非但不否定党之必要，反而心系于一个团结而振作的国民党：“今日国民党中孙系、黄系、宋系之说，洋洋盈耳。

据宋教仁君对吾侪友人中所语，则为此皆异党所臆造。

其实我国民党人心目中有宋遯初者，无一人不倾服黄克强。”

黄远庸当然知道宋教仁这话是说给外人听、好让自己人舒坦的，故曲笔调笑他，“盖亦不痴不聋、不做阿公之意耳”

。

然而，黄远庸对于亟欲扩大、以图在国会中牵制大总统袁世凯的国民党并不像宋教仁那样力求回护；在他眼中，这就是一个除了宋、黄别无伟人的政党。

为革命党改组国民党奔走的几个元老之中，有一胡瑛，曾经亲口告诉黄远庸：在南京时，正因为孙中山、汪精卫等人都不太肯主持，改组这事就算是半途而废了。

汪精卫以失节终，其谋其道、其行其操，姑且不论，可是就一位被后世奉为“国父”

者而言，这是很难想象的。

为什么艰难缔造了民国的孙先生居然也不大热衷于革命党的改造、以建设名副其实的共和政体呢？此中机关似也不难理解：在孙文的心目中，建立一个政党政治的正常国家“道阻且长”

，当前扫除反革命障碍的急务却必须由一个刚性的革命政党才能担负。

宋、孙之间的这个矛盾并未表面化，原因之一是宋在北方的人望仍然是南京方面在彼时意欲争取全国广大同情和支持的利器。

许多老同盟会的议员都乐于亲附之，也愿意追随他赞成改组。

至于原本不赞成改组的，则发展成非宋之一系。

这个系，就当时情形看来，还是孙（文）系居多，也未必真有什么黄（兴）系——实情正如黄远庸所观察的：黄兴拉人进入改组后的国民党之行动，要比孙文积极得多。

因此，宋的支持者才不得不向他人寻求奥援，其中之一是根植于立宪派的张謇、章炳麟、程德全、熊希龄所组织的统一党。

此党成立才几个月，忽而与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和一部分的国民党组成了共和党，忽而又在章太炎的宣言下恢复了独立的身份，不论怎么折腾，起码这些人是相信政党政治必须亲力亲为、早成早就的——这个想法，孙文当时根本不措意。

《政谈窃听录》虽然开宗明义不苟同“党人党事”

，然而并不表示黄远庸不赞同或不倾心政党政治。

可是橘越淮而为枳，政党政治一旦落实到中国当时的官场酱缸里，虽豪杰之士亦不能自树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