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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1（第4页）

及经东西学者细加考证，乃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

而其年黄巢实寇广州。

广州者，吾粤人至今犹称为“广府”

，知fu即“广府”

之译音；而Punzo必黄巢也。

吾侪因此一段记录，而得有极重要之历史上新智识：盖被杀之外国人多至十二万，则其时外人侨寓之多可想。

吾侪因此引起应研究之问题有多种。

例如：其一，当时中外通商何以能如此繁盛？其二，通商口岸是否仅在广州，抑尚有他处？其发达程度比较如何？其三，吾侪联想及当时有所谓“市舶司”

者，其起源在何时，其组织何若，其权限何若？其四，通商结果，影响于全国民生计者何如？其五，关税制度可考见者何如？其六，今所谓领事裁判权制度者，彼时是否存在？其七，当时是否仅有外国人来，抑吾族亦乘此向外发展？其八，既有许多外人侨寓我国，其于吾族混合之关系何如？其九，西人所谓中国三大发明——罗盘针、制纸、火药，——之输入欧洲，与此项史迹之关系何若？……吾侪苟能循此途径以致力研究，则因一项史迹之发见，可以引起无数史迹之发见，此类已经遗佚之史迹，虽大半皆可遇而不可求；但吾侪总须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须知此等佚迹，不必外人纪载中乃有之，本国故纸堆中，所存实亦不少，在学者之能施特别观察而已。

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宜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

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疮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

霆考证前事据《幸蜀记》，考证后事据神宗谕滕章敏之言（《两山墨谈》卷十四），前事在历史上无甚价值，虽佚不足顾惜。

后事则太宗因伐契丹，为虏所败，负伤遁归，卒以疮发而殂，此实宋代一绝大事，后此澶渊之盟，变法之议，靖康之祸，皆与此有直接间接关系。

此迹湮灭，则原因结果之系统紊矣。

计各史中类此者盖不乏。

又不惟一二事为然耳，乃至全部官书，自行窜乱者，往往而有。

《宋神宗实录》，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窜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看清蔡凤翔著《王荆公年谱》卷二十四《神宗实录考》），至清代而尤甚。

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

实录稿今入王氏《东华录》者乃乾隆间改本，与蒋氏《东华录》歧异之处已甚多；然蒋氏所据，亦不过少改一次之本耳。

故如太宗后下嫁摄政王，世宗潜谋夺嫡等等宫廷隐慝，讳莫如深，自不待言。

即清初所兴之诸大狱，亦掩其迹唯恐不密。

例如顺治十八年之“江南奏销案。”

一时捂绅被杀者十余人，被逮者四五百人，黜革者万三千余人，摧残士气，为史上未有之奇酷。

然官书中并丝毫痕迹不可得见。

今人孟森，据数十种文集笔记，钩距参稽，然后全案信史出焉（看《心史丛刊》第一集）。

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益极难。

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

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

此类史料，在欧洲诸国史，经彼中先辈搜出者已什而七八，故今之史家，贵能善因其成而运独到之史识以批判之耳。

中国则未曾经过此阶段，尚无正当充实之资料，何所凭藉以行批判？漫然批判，恐开口便错矣。

故吾本章所论，特注重此点。

至于普通一事迹之本末，则旧籍具在，搜之不难，在治史者之如何去取耳。

第二鉴别史料之法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

正误辨伪，是谓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