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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与蜀学（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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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滋问易于伊川，无所得，与卖酱翁语，大有所得，这卖酱翁的学问，当然不小，《论语》上的隐者，如晨门、荷蒉、沮溺、丈人等，不过说了几句讽世话，真实学问如何，不得而知，箍桶翁和卖酱翁，确有真实学问表现，他二人易学的程度，至少也足与程氏弟兄相埒，卖酱翁仅知其姓薛，箍桶翁连姓亦不传，真是鸿飞冥冥的高人。

易学是二程的专长，二人语录中，谈及易的地方，不胜枚举。

《宋史·张载传》称：“载尝坐虎皮，讲易水师，听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理，吾所不如，汝可师之。

’撤坐辍讲。”

据此可见二程易学之深，然遇箍桶翁则敬谨领教，深为佩服，此翁之学问，可以想见。

袁滋易学，伊川不与之讲授，命他入蜀访求，大约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谦不如蜀人，于此可见四川易学之盛。

据《困学纪闻》所说，四川的夷族，也能传授高深的易学，可见那个时候，四川的文化是很普遍的，《易经》是儒门最重要之书，易学是二程根本之学，与四川发生这样的关系，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三）四川之道教

薛翁说袁道洁博而寡要，俨然道家口吻，他扃门默坐，意象静深，俨然道家举止，可见其时道家一派，蜀中也很盛。

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

宋儒之学，据学者研究，是杂有方士派，而方士派，蜀中最盛，现在讲静功的人，奉《参同契》和《悟真篇》二书，为金科玉律，此二书均与四川有甚深之关系。

《悟真篇》是宋朝张伯端（字平叔号紫阳）所著。

据他自序是熙宁己酉年，随龙国陵公到成都，遇异人传授。

考熙宁己酉，即宋神宗二年，据伊川新作《先公太中传》称：“神宗即位年代，知汉州，熙宁中议行新法，州县嚣然，皆以为不可。

公未尝深论也，及法出，为守令者奉行后，成都一道，抗议指其未便者，独公一人。”

神宗颁行新法，在熙宁二年，即是张平叔遇异人传授之年，正是二程在四川的时候。

平叔自序，有“既遇真筌，安敢隐默”

等语。

别人作的序有云：“平叔遇青城丈人于成都。”

又云：“平叔传非其人，三受祸患。”

汉州距成都只九十里，青城距成都，距汉州，俱只百余里，二程或者会与青城丈人或张平叔相遇，否则平叔既不甚秘惜其术，二程间接得闻也未可知。

现在流行的《参同契集注》，我们翻开一看，注者第一个是彭晓，第二个是朱子。

彭晓字秀川，号真一子，仕孟昶为祠部员外郎，是蜀永康人。

永康故治，在今崇庆县西北六十里。

南宋以前，注《参同契》者十九家，而以彭晓为最先，通行者皆彭本，分九十一章，朱子乃就彭本，分上中下三卷，宁宗元年，蔡季通编置道州，在“寒泉精舍”

与朱子相别，相与订正《参同契》，竟夕不寐，明年季通卒，越二年朱子亦卒，足见朱子晚年都还在研究《参同契》这种学说。

清朝毛西河和胡渭等证明：宋儒所讲，无极太极，河洛书是从华山道士陈抟传来。

朱子解易，曾言“邵子得于希夷（即陈抟），希夷源流，出自《参同契》”

。

宋学既与《参同契》，发生这种关系，而注《参同契》之第一个人是彭晓，出在四川，他是孟昶之臣，孟昶降宋，距二程到川，不及百年，此种学说，流传民间，二程或许也研究过。

义和团之乱后，某学者著一书，说：“道教中各派，俱发源于四川，其原因就是由于汉朝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修道，其学流传民间，分为各派，历代相传不绝。”

他这话不错，以著者所知，现在四川的学派很多，还有几种传出外省，许多名人俯首称弟子，这是历历可数的。

逆推上去，北宋时候，这类教派当然很盛。

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