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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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龙的不安（第3页）

在许多类似的场合，我都会问为什么非要花费那么多资金去换取微不足道的服务。

他们只是提醒我，在革命还未发生的日子里，在金钱问题上不必吝啬的，而且要剥夺宫廷人员惯有的特权是很困难的。

我曾试图表明，随着时代的变化，金钱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获取，应该设法以更经济的方式来管理宫廷事务，却遭到了冷漠的回应。

皇帝虽然有了自己的汽车，却很少使用。

他进一步提出要求，要用电话与外界联系。

当然，内务府想尽一切办法反对这个建议。

例如，他们说如果皇帝有电话了，敌人就会给他打电话，说一些侮辱性的话。

不过，他还是如愿以偿了，皇宫里安装了第一部电话。

我很快便知道，这个新玩意儿还是物尽其用了。

1921年和1922年发生了几起震惊宫廷的骚乱，而我则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其中一起与皇帝的视力有关。

1921年，我偶然发现皇帝严重近视，并推测他所患的头痛病和其他身体疾病均因眼睛疲劳引起。

我注意到，皇帝在上书房坐在书桌旁时，不去看摆在他面前的一只小时钟，而是习惯性地转头去看一个很大的时钟，时钟的表盘嵌在墙上。

有天我问他：“桌子上有只钟表，皇上您不嫌麻烦吗，还要转头去看墙上的那只大钟表？”

他回答说：“小的那只我看不清。”

我把这件很重要的事告诉了他的父亲、汉人帝师和内务府。

但他们对这件事都漠不关心，这让我惊讶不已。

在三位健在的太妃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端康太妃，当她听说皇帝的英语老师请求允许一位外国眼科医生进宫给皇帝治眼疾时，她郑重其事地拒绝了，因为外国医生不能被委以重任，更何况是要治疗帝王的眼睛。

于是，我再次急切地重复了我的请求，她反驳说，外国医生可能会冒昧地给皇帝配眼镜，而“大清帝国的皇帝就没有戴眼镜的先例”

。

“我对历代皇帝的做法一无所知”

，我回答，“但这位只能戴眼镜了”

。

端康太妃坚持反对，醇亲王和内务府终于勉强作出让步，因为我曾暗示过，如果到1921年底还不能去请北京最好的眼科医生，我就辞职不干了。

这时候，内务府已经视我为眼中钉，巴不得我离开。

不过，令他们失望的是，皇帝亲自宣布，他的眼睛问题将由我来负责，才结束了这场论战。

况且，皇帝也不会接受我的辞呈。

1921年11月7日，带着救济和胜利的感觉，我给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著名的美国眼科主任H.J.霍华德教授写了封信，邀请他到紫禁城来一趟。

我得补充一句，直到霍华德医生走了以后，才有人把这一决定告诉了端康太妃。

内务府一位官员告诉我，要是让她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受到蔑视，她可能会服下致命的鸦片来表示不满。

对于这种可能发生的悲剧，我没有当回事。

11月8日，霍华德医生和他的中国助理李景模博士给皇帝做了检查，证明皇帝患了严重的渐进性近视和其他眼部疾病，因此必须戴眼睛。

以他的视力状态，在一年内必须复查，以确定能否找出病因。

他们二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严重的问题竟被忽视了这么多年。

当我告诉霍华德医生，宫里反对给皇上采取一切治疗措施时，他更是惊讶不已。

这副眼镜给皇帝带来了莫大的舒适和快乐。

的确，不久以后，他就非常喜欢他的眼镜了，一刻也不肯摘下来，即使是在拍照或画肖像的时候。

不论是内务府还是皇亲国戚，没有一个人对我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