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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龙陷困境（第4页）

从未在法律和宪法层面上被废除，这难道很奇怪吗？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哪怕皇帝之前还有意愿放弃他的空头衔，却也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1924年11月5日大总统令及其内阁名单

皇帝的朋友们相信，冯玉祥对皇帝本人怀有阴险的图谋，而他又故意在北京煽动对皇帝的敌视，他们便更加坚定这种看法。

我们已经看到，敌视皇帝的态度在小部分民众中确已存在，特别是一些学生敌意更深。

但北京民众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对皇族怀有敌意。

冯试图挑起这样的敌意，但并没有奏效。

他很快发现，自己非但没有被尊为民族英雄，反而成了中国最不受信任、最遭人憎恨的人。

报刊强烈谴责他对吴佩孚的背叛，这种谴责还被印在了小册子和传单上。

本来，他彻底消灭了那个自称国会的卑劣机构（人民嘲笑议员是猪崽），人民无疑已经准备好为其欢呼鼓掌，但他对没有防御能力的皇帝采取的怯懦态度，使这掌声停了下来。

一位肯定不会被指责为同情帝制的西方作家，用下面这些话描述了当时人民大众的态度：“政府随意取消退位协议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恐慌。

这件事的影响比吴佩孚大元帅遭到背叛还要强烈……只有少数几个人持赞成意见，即与苏联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国政客和孙中山先生。”

华北一家主流外国报纸宣称，冯玉祥在北京的第二次政变，就像他发动的第一次那样，“植根于耻辱”

。

它构成了“整个所谓中华民国曲折历史中最令人厌恶的章节之一”

。

上海一家主流报纸也同样强调这一点。

这家刊物先是对政变进行了一番谴责，而后提到了复辟阴谋论那“不堪一击的谎言”

。

它还补充说，虽然没有阴谋，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君主制的同情，“由于中国伪共和主义的表现实在欠佳，在中国人民中间越来越强烈”

。

它说，这种同情不会因为对清朝皇室采取的暴力行动而销声匿迹。

“因为它的发展不是因为君主派的阴谋家的推动，而是对一种政治实验的反抗。

到目前为止，这种政治实验只是引发了军事派系之间的竞争，并没能形成共和党的权威。

许多中国人开始相信君主政体，正如他们相信，对于脱缰的野马，缰绳是最好的工具。”

在中国负责任的政治领袖所发表的意见中，没有哪个比唐绍仪的意见更重要。

我们都知道，唐绍仪在皇帝退位和制定“优待条件”

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在一次采访中宣称：“如果中国想要改变民国和清室的关系，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公平、绅士的方式。”

“我们同意这些条款，”

他说，“因为清朝皇帝退位后，革命的时间就会缩短，这既可以挽救老百姓的性命，也给了我们一个安定下来重建家园的机会。

汪精卫是一个热心的革命家，也是最诚恳地请求对清室退让的人……不管我们的个人意见如何，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同清朝皇帝达成了一项庄严的协议，我们就必须遵守这项协议，直到有新的安排出来。

但也许冯将军已经不再认同中华民族的伦理基础……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这不是中国政府该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而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是否还残存一丝正义感的问题……你可以通过你的报纸告诉所有外国人，这些天发生的事并非是中国人对待政治和道德问题态度的例子。

我们面前的局面已丑陋不堪，但中国人民的道德品质将一如既往地在更丑陋的局势面前再次彰显出来。”

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领袖胡适博士，也持类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