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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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荒（第4页）

他们的头领在俄国革命前曾住过八年，就是那位青年秘书从十六岁去找他的父亲，也有四年以上的俄国生活的经验。

晚饭后，一天的烦热减轻了。

坐在甲板的躺椅上，一面听着船侧的波浪，一面同他们闲谈，往往到半夜后方回舱睡觉。

他们的热情与勤奋，他们的冒险与苦楚的遭遇，比读有趣的小说还动人，自然，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了一切去寻求运命，抱了北方人“下关东”

一样的决心，情愿到生疏辽远的外国地方找罪受。

为利，一点也不错，但这样勇敢辛勤的小商人，能打开多少难关，等于手提，肩负，在那些关税高重情形陌生的帝国主义者的领土中挣回一份血汗钱来，我们的官吏，学生，考察者，游历家，很随意地往外国去，比较之下难易如何呢！

那位青年的秘书先生尤其同我说得来，他常常述说他自己不能继续读书的惭愧，又对我是那样的客气，“像你们懂得外国的事情比我们多，又能知道人家的文字，什么事情不明白。

我何尝不想多念书，可是做的这行生意便没法子。

……”

“你以为多念两本书便有用吗？”

“哈哈，那还用说。

像你们……做事容易，又明白道理。”

显然，他所谓做事是说的干差事，做官。

我淡淡地笑道：

“你知道多念两本书的人的苦处？”

“苦处？……先生，你会说笑话吧。

讲起苦来，我真受过，当时倒不觉怎么样。

……”

接着他告诉我他离俄国时偷过边境的危险的故事。

在某一个人生的定型中，他的思想与行为便处处受了他自己的意识支配，这是谁也不能避免的。

像我们这位体格瘦小而富有硬性的青年，那时候，他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在那个国度里，逢着那种希有的变局，却能历尽苦辛从西伯利亚的险地偷跑回国内来。

无论如何，那点勇气是值得赞美的。

固然，他自幼小时受的教育，以及环境的关系，与有新知识的青年不同。

然而凭他那份勤劳，勇气，什么难关他也可打得过。

他说：

“我们这一群中年纪大些的有的是在俄国革命前去过。

有的是从俄国革命的纷乱中逃回来。

我呢，你猜……倒数上去十三年，我十六岁，方从小学出来，便随着一个乡下亲戚到莫斯科去。

算一算看，那不就是老毛子[4]的穷党已经得势了的时候吗？”

“对”

，我问他：“怎么那个时候去？也做买卖？”

“你不知道，我父亲住在莫斯科多年了，开一个小店铺，生意比以前差得多，可是穷党还许中国人做小买卖。

家里人挂念他，他也没法回来，那里人手少，我便不顾一切，凑了一份盘费同别人去。

一句俄国话不会说，幸亏同去的那位以前是去过的。

……就这样，一住四年，我父亲看我与老毛子混的熟了，话讲得来，得了一个机会他先回国。

我呢，年轻什么不顾虑，买卖也能有点好处，便与一位伙计住下去，想在那继续我父亲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