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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研究结果02（第5页）

其回归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DC=β0+β1·AGE+β2·SIZE+β3·STRATEGY1+β4·STRATEGY2+β5·STRATEGY3+β6·INNOVATIVENESS+β7·PROAESS+β8·RISKTAKING+β9·SVSI+β10·CRS+β11·RS+β10·SA+β13·MT+β14·CI+β15·TT+β16·GPT+ε

&a（“β”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Standardizet）是用来评估自变量对因变量直接影响的程度，或称之为路径系数（Patht）。

用SPSS16.0对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进行Durbin-Watson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earityDiagnositics），分析结果如表8-32所示。

表8-32企业动态能力多层次影响模型的检验：直接效应

注：强制性的自变量进入方法，表中显示了标准回归系数。

***表示显著性水平p＜0.001；**表示显著性水平p＜0.01；*表示显著性水平p＜0.05；+表示显著性水平p＜0.1。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到，所有模型的Durbin-Watson值都接近于2，表明残差与自变量互相独立，即误差项的独立性比较强。

从多重共线性检验（earityDiagnositics）结果来看，所有变量的VIF值都在1～3之间，按照张文彤、闫洁（2006）所指，VIF＜5都可以视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第一阶段，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只加入公司年龄、公司规模和公司战略类型等控制变量。

由于模型1只放入控制变量公司年龄、公司规模和公司战略类型，考虑控制变量对企业动态能力的直接作用，我们称之为基本模型。

从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检验结果来看，在基本模型（模型1）之中，公司年龄（β=0.222，p＜0.05）、公司战略类型1（β=0.305，p＜0.1）以及公司战略类型3（β=0.303，p＜0.1）对企业动态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二阶段，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企业家个人层次影响要素。

与基本模型相比，加入了企业家个人层次影响因素（创新性维度、超前行动性维度和风险承担性维度）的模型2比基本模型（即模型1）对企业动态能力的解释力有所提高，使得可调整的R2从0.042上升到0.305。

同时，加入了企业家个人层次影响因素（创新性维度、超前行动性维度和风险承担性维度）的模型2的F值是13.374，并且在统计上表现了显著性（p＜0.001），假设8得到了验证，即企业家个人层次影响因素在总体上与企业动态能力呈现正向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企业家个人层次影响因素在总体上对动态能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在模型2中，企业家个人层次影响因素的超前行动性维度（β=0.414，p＜0.001）和风险承担性维度（β=0.177，p＜0.05）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但创新性维度在统计上不显著。

于是，假设8.2和假设8.3得到了验证，即超前行动性维度和风险承担性维度与企业动态能力的正向相关关系得到了验证，但是创新性并不显著。

第三阶段，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层次的影响要素。

与基本模型相比，加入了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层次影响要素（共享愿景与社会整合维度和权变薪酬奖励体系维度）的模型3比基本模型（即模型1）对企业动态能力的解释力有所提高，使得可调整的R2从0.042上升到0.468。

同时，加入了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层次影响要素（共享愿景与社会整合维度和权变薪酬奖励体系维度）的模型3的F值是20.919，并且在统计上表现了显著性（p＜0.001），假设9得到了验证，即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层次影响要素在总体上与企业动态能力呈现正向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层次影响要素在总体上对动态能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在模型3中，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层次影响要素的共享愿景与社会整合维度（β=0.306，p＜0.001）和权变薪酬奖励体系维度（β=0.257，p＜0.001）都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于是，假设9.1和假设9.2得到了验证，即共享愿景与社会整合维度和权变薪酬奖励体系维度与企业动态能力的正向相关关系得到了验证。

第四阶段，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企业组织层次的影响要素。

与基本模型相比，加入了企业组织层次影响要素（资源存量维度和战略联盟维度）的模型4比基本模型（即模型1）对企业动态能力的解释力有所提高，使得可调整的R2从0.042上升到0.533。

同时，加入了企业组织层次影响要素（资源存量维度和战略联盟维度）的模型4的F值是22.532，并且在统计上表现了显著性（p＜0.001），假设10得到了验证，即企业组织层次影响要素在总体上与企业动态能力呈现正向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企业组织层次影响要素在总体上对动态能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在模型3中，企业组织层次影响要素的资源存量维度（β=0.220，p＜0.001）和战略联盟维度（β=0.178，p＜0.01）都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于是，假设10.1和假设10.2得到了验证，即资源存量维度和战略联盟维度与企业动态能力的正向相关关系得到了验证。

第五阶段，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企业外部环境层次的影响要素。

与基本模型相比，加入了企业外部环境层次影响要素（市场的动**程度维度、竞争强度维度、技术的动**程度维度、政府政策的动**程度维度）的模型5比基本模型（即模型1）对企业动态能力的解释力有所提高，使得可调整的R2从0.042上升到0.567。

同时，加入了企业外部环境层次影响要素（市场的动**程度维度、竞争强度维度、技术的动**程度维度、政府政策的动**程度维度）的模型5的F值是19.492，并且在统计上表现了显著性（p＜0.001），假设11得到了验证，即企业外部环境层次影响要素在总体上与企业动态能力呈现正向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企业外部环境层次影响要素在总体上对动态能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在模型5中，企业外部环境层次影响要素的市场的动**程度维度（β=0.210，p＜0.001）和政府政策的动**程度维度（β=0.101，p＜0.05）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但市场的竞争强度维度与技术的动**程度维度不显著。

于是，假设11.1得到了验证，即市场的动**程度维度与企业动态能力的正向相关关系得到了验证，而政府政策的动**程度维度与企业动态能力之间不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而是呈负向相关关系。

8.4.7企业动态能力跨层次交互影响模型的检验：互补效应＆替代效应

在理论综述和文献梳理部分，我们假设企业家个人层次、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层次、组织层次、外部环境层次等不同层次影响因素在对企业动态能力影响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跨层次的交互影响效应。

因此，为了验证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假设，我们首先在总体上检验企业家个人层次、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层次、组织层次、外部环境层次之间是否存在交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