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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民族大迁徙和日耳曼人的建国（第2页）

畜牧业仍占重要地位，他们常以畜群的多寡相夸耀。

以兽皮为衣，但妇女已能穿上带有紫边的亚麻布衣裳。

有轻便的铁制武器。

在靠近帝国的地方，使用罗马货币进行交换。

塔西陀写道：“土地是由公社共有的，公社土地的多少，以耕者口数为准；公社之内，再按贵贱分给各人。”

[7]可见耕地仍然属公社共有，但已经不是平均分配了。

按贵贱分给各人，研究者认为指的是分给“大家庭公社”

[8]。

大家庭公社包括几代人，耕种一定的土地，使用四周荒地，是母权制共产制家庭到现代小家庭之间的过渡形式。

森林和荒地仍属公社共有，没有分配。

耕畜和住宅已经归各家私有，不再是公共财产；尤其是耕畜，是他们钟爱的财产，犯了轻罪可用它抵偿。

很久以后的农村公社（马尔克），就是从这种大家庭公社发展起来的。

公元1世纪时，日耳曼人已经开始阶级分化，出现奴隶。

他们喜欢赌博，输急了往往拿人身自由为赌注，情愿当奴隶；然而赢家也觉得不光彩，总是把这种奴隶再转卖出去。

据塔西陀说，日耳曼人的奴隶都有一所房屋和家庭，像罗马的隶农一样，主人只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主人的孩子和奴隶的孩子可以在一块玩耍打滚。

恩格斯称之为一种“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

[9]。

与此同时，扈从队制（即亲兵制、侍从制）也发展起来。

由于战争的频繁，军事首长及其扈从变成固定职业，彼此结成与氏族关系根本不同的个人效忠关系。

扈从不从事生产，专门打仗，本族无仗可打就去有战争的部落参战，其生活和战马、长矛均由首长供给。

保卫首长、将军功献给首长，才是精忠的表现。

如果首长战死而自己生还，那是极大的耻辱。

恩格斯称扈从队是“一种独立自主地从事战争的私人团体”

，“成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开端”

[10]。

这时日耳曼人军事首长的权力不是无限的，所以军事首长并不是真正的国王。

他靠才能当选，与世系无关。

他只能以英勇善战和身先士卒来影响别人，不能一意孤行。

贵族议事会处理一般事务，军事首长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成员。

真正的权力集中在民众大会，它有权决定和与战，判处死刑，但不进行讨论，人们以挥舞武器表示赞同，以叹息表示反对。

这种政治制度被称为“军事民主制”

，已经处在国家诞生的前夕。

日耳曼人的宗教信仰有许多与北欧居民相同。

例如，他们都崇拜战神奥丁（Odin，又名沃丹Woden，也是人类和文化艺术的创造者，旅行的向导）。

塔西陀说奥丁是他们最尊崇的神，甚至可以杀人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