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再版序言（第2页）

[1]这里所谓“欧洲历史的某一时期”

，实指法国大革命之后。

保守不等于守旧，将文化保守主义新概念引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是有益的，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分析的工具，可以避免传统的简单化倾向。

但是，它毕竟是从欧洲的历史场景中概括出的概念，将之移植用以分析中国近代的历史现象，却又必须是十分慎重的，否则又可能出现另一种简单化，即陈寅恪先生所批评的“格义”

。

我个人认为，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确立了真正现代的基础，用文化保守主义界定东方文化派，强调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的文化主张是合适的，因为他们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确实“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

，这有助于纠正以往对前者的简单否定。

但是，将晚清的康有为和国粹派都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却未必准确。

从表面看，康有为倡言公羊“三世”

说，主张光大孔教，很像是“文化保守主义”

；但是，他公然宣传“孔子改制”

、“新学伪经”

，欲推翻封建统治的正统学说古文经学，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根据，这在当时被顽固派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是何等的激烈！

康有为诸人就是当时的激进派，如何能定之为“保守主义”

！

辛亥时期的国粹派，主张保存国粹，反对“醉心欧化”

，似乎也很“保守”

；但是，他们提升诸子，贬抑孔子，章太炎甚至著有《问孔》、《订孔》的雄文，直截了当指斥孔子是中国的祸根。

在当时还有人比这更激烈的吗？保守主义是西方的话语，史华慈明明说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三项范畴大致是同时出现于欧洲的某一历史时期的。

保守主义是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相对待的，离开了后者，保守主义便成了随意性很强的概念，而且在中国的语境中，它很容易便平添了贬抑的意味。

这也正是本书一开始便不主张用文化保守主义去给国粹派定性的原因所在。

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力倡文化保守主义新概念，以研究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史华慈，后来复强调：“必须指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整个文化遗产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化的危机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

[2]他显然也意识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较当年的欧洲更加复杂。

当然，近年来学术界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贬抑所谓的激进主义，而将保守主义越抬越高。

但这与实事求是评价国粹派本身无关。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思想家的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可能性。

后人的思想受前人影响是一回事，前人的思想是否因此即与后人同构，是另一回事。

尽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国粹派有相通之处，但却没有理由一定也要将晚清国粹派判定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十分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复将本书收“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这不仅使作者得以重新回味了攻博的岁月，而且更体悟到了学术发展的无止境，从而激励自己不敢懈怠，自强不息。

本书此次再版，只改正了个别错字，其他一仍其旧。

[1]《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20页，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

[2]《论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见《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162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