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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粹派的新学知识系统（第4页）

其中对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翻译，尤为重要。

1902年，马君武将是书《略史》一书，译载于《新民丛报》；次年，复译第三、四章，分别以《达尔文物竞篇》和《达尔文天择篇》为名，作单行本出版。

1904年，续译第一、二、五章，复并《略史》，以《物种由来》为名出版。

1918年，他终于续译完余下的第六至第十五章。

1919年全书以《达尔文物种原始》为名，正式出版。

这是中国第一部达尔文著作的全译本。

应当指出的是，此前人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译介，都是借助西人的间接著述，而马君武是第一次直译原著。

所以，尽管迄辛亥革命前，他只译出该书的前五章，却是使国人对达尔文学说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这自然是值得重视的。

国粹派也正是在接受和传播西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知系统，从而优化了自己的知识结构。

其知识结构，有以下共同特点：

1.具有开放性。

国粹派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已经相当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传统学术有逊于西学即主要在于缺乏西人近世的“学理”

，具体说，就是以“培根主实验，笛卡尔主穷理”

两派代表的“科学”

精神。

“科学有二益”

，一是推进了西方哲学、社会学的发达；二是推进了西方工艺技术的发达。

“中国科学不兴，故哲学与工艺无进步。”

[21]他们承认西方的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等等，为吾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强调要治旧学，不能再固守域内旧闻，当“驰心域外”

，接受西学新知。

所以，林獬创《杭州白话报》，规定宗旨说：“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

[22]要造就新学问、新知识，自不能闭目塞聪，拒绝西学，而必须开放旧有的知识系统，以求优化。

事实上，章太炎还在诂经精舍从事“稽古之学”

时，即已悄然引西学诠古书，就反映出他的求知系统是开放型的，而非是封闭式的。

其后相信新知日出，守旧不能终古，此种开放性愈显自觉。

中年后章太炎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孜孜钻研梵文，更被公认表现了博大进取的精神。

周作人说：“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

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文语，不辞以外道梵志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是以为后世学者之模范者也。”

[23]同样，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人，以不通西学为憾而孜孜以求，也都表现了此一特点。

还需提到的是，诸宗元曾为顾燮光的《读书经眼录》作序。

是书虽出版于1927年，却是编就于1904年，收录译书533种，为晚清最完备的一种西书目录。

诸宗元在序中说：“前二十年，宗元尝与一时朋辈之人事于此（指西书），即鼎梅之所著录，亦尝经眼。”

由此，也足见其时他们涉猎西书之广泛。

这与旧式士人故步自封，排斥新知，是迥然相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