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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粹派的历史地位（第2页）

其时，革命宣传主要有两种范式：一是径直发挥西方的政法原理，所论鲜明，但于时人稍嫌隔膜；一是借经史立论，所说迂远，但易于动人心。

前者多为熟悉新学的海外留学生所重，后者多为精于旧学的国粹派所擅。

应当说，两种范式互有长短得失，其于革命并无高低之别。

对于这一点，汪兆铭在1923年有一精彩的总结，值得重视：

中国之革命文学，自庚子以后，始日以著，其影响所及，当日之人心为之转移，而中华民国于以形成。

……核其内容与形式，固不与庚子以前之时务论相类，亦与民国以后之政论绝非同物。

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

其形式之范成，则涵有二事：其一，根底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二，根底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

二者相倚而亦相扶，无前者，则国亡之痛、种沦之戚，习焉忌忘，无由动其光复神州之念；无后者，则承学之士，犹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由得闻主权在民之理。

且无前者，则大义虽著，而感情不笃，无以责其犯难而逃死；无后者，则含孕虽富，而论理未精，无以辨析疑义，力行不惑。

故革命之文学，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树立。

其致力于前者，则有国粹学报、南社集等；其不懈于前者而尤能致力于后者，则有民报等。

……革命党人所以能勇于赴义，一往无前，百折不挠者，恃此革命文学以自涵育，所以能一变三百年来奄奄不振之士气，使即于发扬蹈厉者，亦恃此革命文学以相感动也[6]。

这里，汪兆铭强调有二：一是指出当时革命宣传有借重西学与国学两种范式，以《国粹学报》为主要阵地的国粹派是运用后一范式的代表。

但其内容皆准于三民主义，二者相辅相成，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因之若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同为革命所不可或缺，自然也并无高低之分；二是认为国粹派借经史助益革命，其主要特色和功绩，就在于为革命与时代酿造了爱国主义的**。

汪的总结不仅符合历史实际，而且由于他本人曾是主第一种范式的著名革命党人，其评论就更具说服力。

耐人寻味的是，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曼华先生也强调了同样的结论：

论者以民报偏重民族革命之宣传，殆眩于章氏之文所由误也。

惟以革命之实际工作着着失败，环境关涉，民报之态度遂不能不因之转移。

……“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漠”

为旨也。

特吾人今日馨香讽诵民报全帙，往复绎思，觉诸贤文字，撷新除旧，理论精湛，谓其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或有次列之先后，而并非权衡其轻重，斯则可已[7]。

国粹派是革命党的坚定一翼，其借经史助益革命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们要强调的是：事实上，不仅如此，在近代史上，国粹派又是在更加自觉和更为完整的意义上，较比更早地揭示出了必须借历史文化积极培育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即弘扬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重要的命题。

这一命题既然在今天仍具深远的意义，他们开风气之先，就愈显其难能可贵。

（二）俗化、历史化孔子与《六经》于思想解放的意义

普列汉诺夫对于旧有意识形态随时代更迭而蜕变的一般规律，曾有过十分深刻的论述。

他写道：

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决不会和自己的先辈作Surtontelaligne（全线的），在人类知识和社会关系的一切问题上的斗争的。

18世纪的法国空想主义者在许多人类学的观点上与百科全书派完全相同；复辟时代的英国贵族在许多问题上（如公民权利等）是和他们所厌恶的清教徒完全一致的。

心理的领土划分为省，省分为县，县分为村和公社，公社乃是各个人（即各个问题）的联合。

当“矛盾”

产生时，当斗争爆发时，它的注意力普通只涉及个别的省——如果不是个别的县的话——只有反射的作用才涉及于邻近的区域。

首先被攻击的是那前一时代的领导权属于它的省份。

只是逐渐地“战争的灾难”

才扩张于邻近，扩张到被攻击省份的最忠实的同盟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