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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2（第16页）

章太炎大义凛然，真正体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的高风亮节。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章、刘同在北京，但因政治立场断然有别，其处境也迥然相异：后者奴颜婢膝，甘当袁氏复辟帝制的吹鼓手，高官厚禄，垂手已得；前者坚贞不屈，怒斥帝制，致身陷囹圄，古寺清灯历煎熬。

但二人在时论中的地位，却是另一番云泥之别：

刘师培志行堕丧，益为士论所不齿。

时有打油诗讥云：“门前灯火白如霜，散会归来便举枪，赫奕庭阶今圣上，凄凉池馆旧端方”

。

同时，其《国粹学报》的同人愤怒了。

马叙伦、黄侃当面予以怒斥[192]；黄节则两次致书刘师培，指出：“倾复民国是为内乱，聚党开会是为成谋”

。

并责其解散筹安会。

他还将信的原稿寄上海旧友黄质，请他代为分致沪上各报刊登。

后黄质将节稿交柳亚子发表在《南社丛刻》里了。

黄节对刘厌恶已极，1917年复致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对聘刘为教授提出批评，他说：“申叔之无耻，甚于蔡邕之事董卓”

，“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

[193]。

同时，上述现实的对比，也不能不促使章太炎对自己与刘师培的交谊重新检讨。

他后来在《自定年谱》中写道：“七月，筹安会起，劝进者日数百，余知袁氏将满贯也，顾不能无感愤。”

令其“感愤”

的自然是包括劝进者，尤其是参加筹安会的故旧的恶行在内。

他提到孙毓筠以“袁氏要人”

参与筹安会，“余甚恶”

，而李燮和“以狱事被胁”

，稍可原谅；独未提及刘师培。

刘再次堕落，且贵为袁氏“上大夫”

，从章怒斥与刘合作重刊《中国学报》、鼓吹帝制的康宝忠看，其对刘的厌恶必更甚。

同时，章太炎一定也注意到了以下的事实：许多故旧都为自己奔走营救或殷殷探视，唯有自己不念旧恶、鼎力救助过且不久前重归于好的刘师培，近在咫尺，贵居参议，却不肯援手。

而且，甚至连李燮和、康宝忠都能来探视，唯刘避而不见。

刘不仅无耻，且冷酷绝情，无可掩饰。

黄节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斥责刘的无耻时，曾愤怒指出：“公等故人待之，不为不厚矣，及其来京入觐，太炎方被梏察，乃始终未一省视，何论援手！”

[194]于此，黄节即感同身受，则章太炎必有切肤之痛矣。

所以，可以说，自刘师培投入袁世凯的怀抱，尤其是列名筹安会时起，章太炎便已决心与之一刀两断。

二人的交谊至此实已真正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