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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与完善（第2页）

其中，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1）未成年人犯罪刑法立法的模式完善研究，即对未成年人犯罪是继续采取分散式立法，还是采取专章或者专编的立法模式。

[10]（2）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完善研究，包括是否应当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11]、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的入罪范围[12]等。

（3）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种完善研究，包括是否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不得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13]等。

（4）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完善研究，包括是否应废除未成年人累犯[14]，是否应放宽未成年犯罪人缓刑、减刑、假释条件[15]，以及是否应当规定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消灭制度[16]等。

这些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法规范完善的研究，有些已经被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实践所采用，有些则将在我国修改未成年人犯罪刑法规范时起到参考借鉴作用。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实体法研究，无论是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法规范的适用研究还是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法规范的完善研究，学者们研究的视角都更为开阔，论证的角度多样，如既包括我国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还包括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以及我国历史上、国外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规范，进一步深化了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实体法研究。

二、主要特点

自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实体法研究在研究的理念、领域、方法和视角等方面都有了较大发展，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1.在研究的理念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研究的理念不断更新

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原则之一，也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研究的基本理念。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的早期研究多以该理念为指导，并且注重该理念在未成年人犯罪具体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不过，对未成年人犯罪仅仅强调处罚上的从宽显然是不够的。

随着1985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对少年利益保护的强调，1989年11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的确立，2004年9月国际刑法学协会第17届国际刑法大会通过的《国内法和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对未成年人的双向保护等原则的规定，以及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我国学者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理念正逐渐发生改变，并逐渐树立起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保护的理念。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研究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保护理念的贯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出罪化研究。

2006年1月2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许多未成年人犯罪的出罪化条款。

受此影响，我国学者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出罪化问题予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多数学者赞同扩大未成年人犯罪的出罪范围。

[17]第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化研究。

这里的非刑罚化主要是指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刑罚处罚方法或者免予刑罚处罚的方法。

对此，我国不少学者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内容既涉及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免予刑事处罚问题，[18]也涉及了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对策及其完善构想[19]等诸多方面。

第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监禁化研究。

非监禁化是对未成年犯罪人采用非监禁的行刑方式。

我国刑法中的非监禁措施主要有单处罚金、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管制等刑罚以及缓刑、假释等刑罚制度。

非监禁措施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因而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20]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研究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保护理念的强调。

2.在研究的领域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实体法研究是以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规范为对象进行的研究。

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规范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方面。

因此，在研究领域上，我国早期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实体法研究主要是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研究。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

总体上，在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等方面。

不过，随着我国刑法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我国不仅继续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等领域的研究，而且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实体法的其他问题研究也得到了不断深化。

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区际刑法、国际刑法研究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