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原则（第4页）

虽然用刑罚抗制未成年人犯罪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效果的，但刑罚也并非包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灵丹妙药。

对未成年人来说，只有在其他方法不足以惩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下，才动用刑罚。

1.刑罚补充性原则的确立

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但是刑罚的功能却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第一，刑罚保护的只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社会关系。

虽然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但这并不等于刑法保护一切社会关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把侵犯所有社会关系的行为都界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否则就落入了封建刑法的窠臼。

近现代刑法正是在反对封建刑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其中之一就是反对封建刑法的干涉性，即反对刑法干涉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甚至个人私生活。

因此现代刑法规定刑罚处罚的只是少数侵犯重大社会关系的行为，而不是处罚所有侵犯社会关系的行为。

第二，刑罚是保护社会关系的最后手段。

因为“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

，因此，在通常情况下，社会关系主要通过一般部门法来加以保护，只有当一般部门法不足以保护某种社会关系时，才由刑法通过刑罚手段来加以保护。

所以，刑罚是保护社会关系的最后手段。

第三，刑罚也不是预防犯罪的唯一手段。

刑罚虽然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有力手段，但它不是唯一手段，甚至也不是决定性的手段，因为要有效预防犯罪就必须消灭犯罪的原因，而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刑罚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所有的犯罪原因，所以边沁说，“疾病不同，救治方法也不同；有多少疾病，就有多少药方。”

[19]德国犯罪学家李斯特也说，“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正因为刑罚具有有限性，因此不能动辄就祭起刑罚的大旗，妄图通过刑罚铲除人间一切邪恶。

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刑罚功能的有限性还体现在刑罚在预防犯罪的同时也会给犯罪人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比如，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比成年人更加脆弱，其刑罚适应能力一般也低于成年人，其对刑罚的痛苦感受一般也大于成年人，因此，刑罚可能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造成伤害；由于未成年人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因此刑罚特别是监禁刑可能会使未成年犯罪人形成监狱人格、可能会造成未成年人交叉感染，不利于未成年人犯罪人的改造；刑罚特别是监禁刑割断了未成年人和家庭的正常联系，使未成年人得不到亲人的关爱，这样不利于其正常人格的养成；刑罚使未成年人不能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不利于他们顺利复归社会；刑罚“标签”

会使未成年人在未来的生活中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不利于其健康成长，等等。

正是因为刑罚可能给未成年人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因此，在有其他措施能够惩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下，尽可能不动用刑罚。

所以，我们说，刑罚是抗制未成年人犯罪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更不是最好的手段，而只是在其他手段不能产生效果的情况之下的一种补充手段。

2.未成年人刑罚补充性原则的体现

正是因为刑罚的功能对未成年人来说是有限的，因此，国际社会都首先在刑罚之外寻求抗制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而将刑罚作为最后的手段。

在德国，只有在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因犯罪行为的严重性或未成年人的犯罪倾向，尚不足以使其改邪归正的情况下，方可科处未成年人刑罚。

而且，对未成年人科处刑罚必须符合三个前提条件：第一，将刑罚列为最后考虑的对策；第二，未成年人的恶性及罪责重大；第三，综合衡量未成年人人格原则，即“首重少年身心‘发展之状况’，并始终以教育思想为依归，并以第一线之少年之利益，列为首要之处分基准”

。

[20]在荷兰，根据《荷兰刑法》第77e条的规定，受公共检察官指派的犯罪调查官，在取得公共检察官的同意后，可建议被告人参加矫正项目。

参加矫正项目的目的，在于避免将警察的犯罪报告送到公共检察官那里提起公诉。

如果提出上款所规定的建议，调查官应当告知被告人，他没有义务必须参加矫正项目，但同时还应当告知被告人，若不参加矫正项目，可能会有何等法律后果。

若调查官认为被告人已圆满完成了其应参加的矫正项目，则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共检察官和被告人本人。

该书面通知发出，则追诉权消灭。

在俄罗斯，对于初次犯轻罪或者中等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如果被认定为可以适用强制性教育感化措施（俄罗斯对未成年人的强制性教育感化措施主要有警告、交给父母或代替父母的人、或者专门的国家机构进行监管、责令弥补所造成的损失、限制闲暇时间或对未成年人的行为进行特殊的规制等）加以改造的，可免除其刑事责任。

在美国，大部分的初犯未成年人均被判处保护观察，除此之外，少年法庭还可以采取保护观察、家庭监禁和电子监控、罚金和赔偿损失、训练营地等多种判决方式作为刑罚的替代措施。

[21]可以说，多数国家都规定了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措施，保护处分虽然属于强制措施，但是它是属于帮助受处分人的受益性强制措施，是一种对于未成年人有利的处遇，其主要功能在于避免和替代传统刑罚。

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法律后果是保护处分，刑罚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为一种非常手段和补充手段适用于未成年人。

一些国际法律文件也是将刑罚作为补充性手段适用于未成年人的，如《北京规则》规定，各国“应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他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其他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

“鉴于少年的各种不同特殊需要，而且可采取的措施也多种多样，应允许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和少年司法的各级——包括调查、检控、审判和后续处置安排——有适当的处理权限。”

“应酌情考虑在处理少年犯时尽可能不提交下面规则14.1中提到的主管当局正式审判。”

“应使主管当局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

有些可以结合起来使用的这类措施包括：（a）照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b）缓刑；（c）社区服务的裁决；（d）罚款、补偿和赔偿；（e）中间待遇和其他待遇的裁决；（f）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的裁决；（g）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h）其他有关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