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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语言和意义的关系（第2页）

第一，了然的是，语言跟事物和人的意识完全不同，它存在于这两者之间，可以说是人和世界之间的一道屏障。

第二，这一道屏障不仅先于个体而存在，而且它本身被融入了非常深厚且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意义，尤其跟民族文化血脉相连，正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言：“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

[5]适因于此，语言中才蕴含了无比巨大的信息量。

第三，语言不是具体的事物，它只能是事物的替身，而且只能被任意武断地确定下来，因此它必然是抽象的、概括的和表征的，也就是说，进入语言系统的任何事物都必然失去其活生生的个体特征。

第四，这样一来，用它进行交流，必然会引起误解，因为交流只能是间接性、暗示性的，你不可能直接拿出一座山或一条河来给对方看。

在此意义上，语言跟它的指涉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它的意义只能来自符号之间的差异。

第五，语言并非只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它还深刻地影响到人的思维，甚至思维本身正是语言的产物。

索绪尔说得明白：“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

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概念。

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

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

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

[6]如果此言不虚，那么西方延续两千多年的理性主义哲学其实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只有语言才是哲学的终极实在。

所以德国诗人格奥尔格才说“语言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海德格尔才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伽达默尔说得更直截了当，“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只是由于它进入到语言之中”

[7]。

通过上述我们发现，语言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用它来作为文学表达的载体，必然会遭遇到诸多麻烦，主要包括：

首先，语言本身是抽象的、概念式的，但在文学中却要用它来组织成生动鲜活的形象，或者说，文学语言需要用抽象的符号系统再现具象的社会生活，而且这种再现不是通过概念表达，而是要诉诸接受者的想象。

这就意味着需要对语言的本性进行克服，使它变得形象化、情感化。

其次，语言本身由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其使用过程中——正如上述，对语言的“使用”

本身恰恰要受制于语言的固有逻辑——很可能会遮蔽作者的本来意图，造成陆机所说的“意不称物”

和刘勰所说的“言征实而难巧”

的现象。

最后，文学语言的表达内容从根本上来说不是思想，而是更像“一团星云”

的前思想状态的情感，情感的特点正在于瞬息万变、稍纵即逝，所以陆机才说恒患“文不逮意”

；刘勰才说“意翻空而易奇”

；苏轼对此尤有深刻体悟，“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

这样看来，即便说文学语言是一种能够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工具，它也算不上是称职的工具，在其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很多盲点、迟滞甚至错失。

但是，文学毕竟不是宗教，在禅宗那里，文字恰恰是需要被破除的“业障”

；它也不是哲学，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意义已经被解构成无限延异的踪迹游戏，甚至连书也被解构了。

因此，对文学来说，“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