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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创作的艺术生产特征（第4页）

它以九朝之文为例，具体论述了创作随时代发展的规律。

最后刘勰在《序志》里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

全面总结了各篇关于文学技术的问题。

至于历代关于声律、格律、文体、修辞等问题的讨论，更是不计其数。

但是，“道”

与“艺”

还是有轻重之分的，至少在美学方面如此。

叶维廉认为中国传统的美感视境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主张“封（分辨、分析）始则道亡”

。

从批评的标准来看，中国文学不太讲究严密论证的逻辑，而是从“领悟”

的方式来看待文学创作。

“它只如火光一闪，使你瞥见‘境界’之门，你还需跨过门槛去领会。”

[11]从文学批评方法反观文学创作问题，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重“道”

轻“艺”

的，但是这个“艺”

指的是技术的问题，而不是现代汉语中的“艺术”

。

就艺术的特殊性来说，中国文学是把它归结于一个“道”

的问题。

反观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是坚持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对立统一的。

我们固然不能认为“艺术性”

“道”

就是艺术生产的唯一特性，或者说是精神生产的唯一特性，也不能完全断定“技术性”

“艺”

完全是文学的物质方面，但是这些中国和西方的批评理论的范畴，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这种联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二分法，马克思主义区分了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的特性，指出处于精神领域的艺术生产是具有自己独特性质的一种产品生产方式。

中国文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二分，例如，“道”

与“艺”

、“文”

与“质”

、“尚文”

与“尚用”

等。

每一对对立的范畴都有一个有形的存在，如“文”

“艺”

“用”

等；也有一个抽象的对立面，如“道”

“质”

“（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