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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家与文化环境（第1页）

二、作家与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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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词在西方源自拉丁文cultura，原义是指土地耕作及对动植物的培育，自15世纪以后，意义逐渐引申，大体上与今日通行的包含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文化概念相当。

在中国，文化一词自有其语源，“文”

指文字、文章、文采，又可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

乃“教化”

和“化行”

之意。

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多，早在195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曾分析考察了一百多种文化定义。

在现代语境中，文化可能是当今世界应用最广但最具争议的概念。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曾感叹说：“据说‘文化’是英语中两三个最为复杂的单词之一。”

[7]西方学者对文化的经典定义首推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

一般而言，人类文化具有一定的共性，都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方面表现出相似的发展轨迹。

但是由于文化往往又是体现在某种共同体生活基础之上的，因此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也十分明显。

比如，在不同环境下，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表现出相互各异的文化气质。

对于这种现象，五四时期的李大钊进行了非常有趣的概括，他认为中西方文化“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8]。

当然将中西文化做截然不同的对比在今天看来不无偏颇之处，但这是李大钊身处的那个时代背景所使然，从中不难看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想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的渴望，同时，这种对比的确可使我们对不同文化的差异有较为直观的认识。

这种特定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性，对于身处这一文化中的作家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此外，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也具有其自身的传统和演变规律。

作家总是处于某一具体文化形态之中的，而这一文化形态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必定会作用于作家的创作意识，不同的文化会导致不同的文学思想和观念。

据当代著名学者袁行霈的研究，中华文化的整体特点可以概括为五点：阴阳观念、人文精神、崇德尚群、中和之境、整体思维。

[9]从哲学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模式等多个层面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同其他文化相比的异质性，体现在文学思想和观念上，则表现为中国文学的一些基本特点。

例如，一般认为，在文学形式上中国文学是以诗歌为主流形式，从中国文学的开篇巨制《诗经》到唐诗宋词，中国的诗歌发展源远流长，而其中大量的诗歌是言志抒情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