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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风格的起源和特点（第2页）

如莱辛对莎士比亚赞美道：“最小的优点也都打着印记，这印记会立即向全世界呼喊：我是莎士比亚的！”

[3]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作品风格的个体独创性并非完全出自作者的自出机杼、无复依傍，相反，正如任何创新必然导源于传统一样，文学风格也必然受到传统风格的制约。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中说：“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

至于何以如此，刘勰将其中的道理讲得十分明白：“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茜，虽逾本色，不能复化。”

丢弃了传统的积淀，任何变化都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活力，“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茜；矫讹翻浅，还宗经诰”

。

文学创作如此，作为其结晶的文学作品的风格当然也概莫能外。

当然，作品风格的形成还受制于语言、文体、流派、社会环境等多种外在因素，这些因素本身也都是传统的一部分。

总之，文学风格不可能完全来自作家的独创，任何新的文学风格的形成都可以追溯出其源于传统的演变痕迹。

第二，稳定性和变易性的统一。

文学风格的形成是作家成熟的标志，而成熟的作家总能在其作品中传达这种风格，甚至这种风格在其全部作品中都有不可磨灭的痕迹。

如果说“作家是作品之父”

这个论断能成立的话，那么法国美学家丹纳的说法就是非常精当的：“一个艺术家的许多不同的作品都是亲属，好像一父所生的几个女儿，彼此有显著的相像之处。”

[4]中国清代美学家叶燮还为作品的“家族相似”

特点找到了一个奠基于作者的共同源头，即“胸襟”

。

他在《原诗》中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

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

他还以杜甫为例说：“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

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

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如钻燧之火，无处不发，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夭矫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无不具足。”

叶燮说，有“胸襟”

必有“面目”

，作家不同的作品就是同一种“胸襟”

在不同作品中所显现的“面目”

，这些面目之间必有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作家风格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所变易、不断翻新的。

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难以辨认的伪书、仿制品、托名之作等比比皆是，之所以如此，不仅说明风格容易被模仿，而且也说明作家对于已经成熟的风格必须要有紧迫感，因为长时期地囿于固有的风格而无所突进，无异于故步自封、自我毁灭。

因此，在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和改进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甚至完全颠覆以前风格的艺术家也大有人在。

此外，风格的不稳定性、变易性还表现在作家的主观状态、写作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风格的表达，而且作家也有可能在作品中“饰伪”

，扭曲自己的个性。

因此元好问就对扬雄的心声心画论提出了质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论诗三十首》）钱锺书也说：“‘心声心画’，本为成事之说，实尟先见之明。”

[5]可见，风格是不稳定的、容易变易的，但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变易之中，才形成了五彩缤纷、多姿多彩的文学风格。

因此文学风格是稳定性和变易性的统一、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总之，文学风格既具有独创性，也具有继承性；既是稳定不变的，也需要不断发生改进。

文学风格就是这种通和变、静和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