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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的发展很有趣（第2页）

影片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和我后来看到的《密西西比在燃烧》（MississippiBurning，1988）一样，没有好莱坞影片千篇一律的结尾大团圆的套子，看得我泣不成声。

我不敢相信现代的美国社会还有那样的事情发生。

而且，正义得不到伸张。

那好像是给我心里悄悄升起的希望，当头一棒。

1981年8月，坐在飞往美利坚合众国的波音747上，我咬着牙对自己说：“你是去到人家的国家，为了看看世界、谋求生存。

人家的事，和你没有关系，你就省点儿心吧。”

我之所以警告自己，是我看了《噩梦》以后，隐约感到，自己恐怕要再一次陷入失望的境地。

抵制失望痛苦的最好自我保护是：没有希望。

我给自己下了铁的命令：世上根本就没有理想社会，也不许再寻找。

到了美国，生活紧张。

学习、毕业、孩子来了、工作、买房子、办绿卡……生活节奏快得令我眩晕，好像没有空闲想事情。

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架疯狂旋转的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跟着疯狂地旋转。

而且，美国的政治制度，远远不像中国人想象得那样完美。

有钱有势的大财团，操纵着国家的命运，为自己谋取利益。

因此，每次的总统大选，仅仅有大约40%的适龄人参加。

我周围的教授、学者，很少有人去投票。

“政治”

和“政治家”

（politi）在美国绝对是贬义词，使人联想到不洁净之物。

当然，最让我失望的还是美国的媒体和法律系统，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本的社会意义，被人们对于金钱和权力的追逐腐蚀了。

这也是为什么，从前苏联赴美的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AleksandrIsayeviitsyn），在美国住不下去，最终还是搬去了实现了福利社会的西欧。

如果你是一个精神追求大于物质追求的人，到了美国，多多少少也会有些失望。

在美国生活的17年间，我有三次莫名其妙地伤心落泪。

直到1994年，在克利夫兰格式塔中心（GestaltInstituteofd）参加的强化心理培训中，我才搞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到了美国一年以后，第一个暑假，我和其他四位中国研究生，租了一辆崭新的汽车，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千岛湖游玩，然后顺着东海岸，由北向南行，访问沿路的城市，一直开到了华盛顿。

在经过纽约的时候，我们瞻仰了自由神像。

站在这个美国最壮美的人造景观面前，我不禁热泪滚滚。

第二次，是1984年，在洛杉矶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四十多架大型三角钢琴同时演奏，来自全世界，所有不同肤色、不同人种的男女运动员拉起手来，用不同的语言，唱着同一首赞美友谊和博爱的歌曲。

我在电视机前观看，竟然热泪滚滚。

第三次，是1991年，电影编导柳元拍摄一部名叫《红卫兵》的大型纪录片，做我的访谈。

当柳元先生最后问我：“那你们当年的理想呢？”

我愣了，一下子大哭出声，而且乱说着英文加中文的话：“What’swrongaboutthedream?（梦想有什么错？）从柏拉图的理想国、陶渊明的桃花源，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不都是在梦想吗？……”

我哭得伤心极了。

你可千万别错以为我是个爱哭的家伙。

从小到大，谁都知道我是个顶厉害的“假小子”

。

动辄就和欺负女孩子的男孩儿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