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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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歌剧院的蝴蝶夫人（第2页）

平面呈30度斜面的表演舞台让演员站着不舒服，让日本桌椅的摆放也不伦不类，在这样一个局限性很大的方格子里，你不要指望灯光会带来更新颖的创意，因为所有的射灯都隐藏在了内部，上下左右都不会有投影或折射的施展空间。

看得出编导对于大面积的灯光用色的别出心裁，也许在某些认同这种道具方法的人们看来它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我却感觉它是败笔，它太呆板，凤凰歌剧院展示了一种我还不能接受的超现实主义，我也看不出这些过于有棱有角的简约在何处有“更高层次的复杂”

。

既然故事发生在东方，我们过多看到的却是西方很规矩的几何，这些几何在凤凰歌剧院上演的时候也许可以被接受，而如果在日本，将会面临怎样的评价呢？

现代的舞台效果能使歌唱家灵感倍增从而更出色地演唱吗？这个命题显然不能一概而论。

从昨晚斯凯尼的演唱来看，也许编导会说确实方格子和大片单调的灯光让斯凯尼大放了异彩，但斯凯尼在一个更有悲剧情调的舞台布景中，我想可能会让更多的男人也潸然泪下。

超前的意大利人并没有给北京带来视觉上的新意，如果这是国家大剧院的本土制作，我想可能遭到的不是简约的批评而是猛烈的炮轰和口诛笔伐，只是因为斯凯尼太出色了，一个对我来说算是陌生的女高音的歌唱，替凤凰歌剧院摆平了“糊弄”

中国人的“罪责”

，从这个意义上，谢幕时观众持续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更多的是给了斯凯尼，而不是为九月份来京演出的指挥大师阿巴多打前站的导演丹尼尔·阿巴多（DanieleAbbado）（阿巴多的儿子）的，更不是给舞台布景的设计者的，至少我已经鼓疼的双掌还有着对于指挥家尼古拉·路易索蒂（NicolaLuisott）和凤凰歌剧院交响乐团的由衷的敬意。

当斯凯尼在第一幕的巨型拉门后面唱出“我成了最幸福的姑娘”

的时候，第一小提琴从乐池里飘出的声音虽然甜得让人发腻，但却十分准确地映衬了情窦大开的喜悦之情。

第一幕蝴蝶姑娘的和尚叔父从舞台的斜面彼端的底部升上来，所有弦乐的低沉音色与闷锣让我想到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里的封建势力，抑或我在猜想是否“梁祝”

的曲作者借用了普契尼的曲调（因为它们是那么的神似），乐池里的弦乐在表现这个黑色恐怖时的压抑让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很不舒服（弦乐是昨晚的另一大功臣）。

当正在成为蝴蝶夫人的蝴蝶姑娘唱出“尽管我被诅咒，但我仍然幸福”

和“我们单独去世界漫游”

的时候，首席和第一小提琴那难以置信的美感能让你的思绪翩翩起舞。

第三幕大幕提升之前，只能看见在舞台上方左右两个射灯照耀之下指挥家路易索蒂的双手在起舞，在那个忽隐忽现的手势里，你会由衷地折服铜管与弦乐精彩绝伦的美妙配合，而“林肯号”

战舰即将驶抵日本、三年的等待终将得以报尝时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

响起来的时候，是凤凰歌剧院的交响乐团为我们重温了一份正宗的魅力，它滋润心田，让听者的内心甘美无比。

第三幕的背景墙上换成一幅很抽象的单色调画作，看似杜尚又不是杜尚，我想那也许是平克尔顿的美国夫人的长筒丝袜和高跟鞋，也许是蝴蝶夫人悲痛欲绝用以自刎的类似万箭穿心的匕首，或者是玫瑰花瓣翩翩撒落之后，带着长长痛楚的花迹，整个舞台布景，单单这一幅画还能让我结合剧情发挥一下想象力。

我的视线主要是给斯凯尼的，正如我的听力主要是给乐团一样，那个饰演平克尔顿的男高音卡门·查纳乌没有给我很好的印象，他个子很矮，演唱也没有风格，虽然他长了一副并不憨厚的有些类似“陈世美”

负心郎的面庞，但他的做派并没有把他的放浪表现出来而显得过于拘谨，作为B角，查纳乌并不出彩。

普契尼给我们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欢愉与哀婉的歌唱，在2009年国家大剧院的歌剧节和夏季演出季中，我们看到四个女人在他的笔下相继死去，悲剧的魅力只是歌剧的一部分，上半年我们感受更多的是普契尼的思路，而下半年和明年，我还想看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