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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女20年音乐没有乌托邦（第2页）

，他们则纷纷各自组建乐团，落单者以教师身份育人；处于供求关系最边缘的为室内乐，既无国资补贴，又无市场呼声，难以炒作。

因此，“爱乐女”

在20世纪90年代的成功不失为一个经典的“另类”

案例。

这一女性组团的做法也恐怕是日后全女性演奏组合的鼻祖。

创始人兼室内乐团的核心人物郑小瑛教授回忆道：“其实当时就是觉得市场经济对严肃艺术冲击很大，乐团都不演出，演员们要么去钻棚录音、要么去走穴赚钱，学生们就知道邓丽君，也没人听交响乐了。

我和司徒志文、朱丽凑到一块偶然说起这个事情来，觉得大家都不上班了，就是在家做饭、看孩子，能不能找一些赋闲在家的女乐手，搞个小乐队去学校演一演，介绍点室内乐之类的。

于是就打电话联络，结果第一次排练，居然来了十几个人。

当时我们高兴坏了，很受鼓舞，因为之前说好是没钱的。

我们几个都是女的，就起了‘爱乐女’这个名字，当时觉得女的是不是能好说话一点儿啊，大家也都很喜欢，于是就这样叫开了。”

郑小瑛现在回想起来，“爱乐女”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集体，大家在一起都很亲热，说的都是演出排练的事，没有人提钱。

“女音乐家不是人人都小肚鸡肠，也有非常大气的，因为说好没有钱，所以看重钱的人就不来了，来的都是爱艺术的、性格开朗的。

当用一种理想来团结大家的时候，会有一些人走到一起来，我们在7年中演了300多场，不容易啊，都是不计报酬的。

后来有人给我们捐一些钱，也无非就是交通补助之类的，现在想来真的很感动。”

“爱乐女”

风靡一时。

长期为爱乐女无偿创作新作品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知名女作曲家张丽达也以一种浪漫主义情怀回忆起了10多年前初识爱乐女们的场景：“1997年夏天，又一次赶在了三伏天，‘爱乐女’在朝阳文化馆前厅排练我的作品《1997香港序曲》，排练中，郑老师时而招呼乐队，大块儿向前挺进，时而停留在某个细节上，抠住不放，乐队随她要求，不断重复练习着某一个困难片段。

她的声音，带着大理石墙壁的回声，在乐队暂停的空隙里，充满整个大厅。

接着，她引领着乐队继续向前。

大厅向阳，我倚着廊柱站着看谱，骄阳似火，没开空调，时近中午的时候，很是闷热，且晒。

大家不计较条件只计较艺术的那股认真劲儿，并不因工作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就是这种纯美的精神，使爱乐女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感召！

郑老师支持中国作曲家的新作品演奏，已是在业内外形成一致口碑。”

爱乐女交响乐团成败笔？

后来爱乐女室内乐团经过扩大，一度成为爱乐女交响乐团，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出国巡演的几次辉煌之后却偃旗息鼓。

对于“爱乐女”

的沉默，郑小瑛如鲠在喉，不愿多谈，只是提到“困难重重，女性抱团而无男性支撑，运营上难以为继”

，此外“室内乐团无法登记造册为义工组织，而必须在工商注册，违背了爱乐女公益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