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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里的贝多芬（第2页）

由一家贵州百货公司老板出资建立的贵阳交响乐团于9月19日作了首演。

相较于改组或挂牌，贵阳所经历的是从无到有，拔地而起。

从李心草到刘云志，这一全“国交”

的班底司职贵阳交响乐团的音乐与行政，将大都市的经验和地方新贵的灵活相结合，探索出乐团自谋生路的发展前景。

从乐团的“中央”

辐射到乐团的“地方”

，杨洋、汤沐海、张艺、陈佐湟、胡咏言和郑小瑛等莫不如此。

地方乐团的兴起或许源于中央文化输出的优良传统，却基于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情结。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需要有常驻的文艺演出机构劳军演出，于是每个省几乎都成立了文工团，后来改称为歌舞剧院，包含一个舞蹈团以及一个为舞蹈伴奏的乐队。

经过几次三番的改革、重组、调整和更名，歌舞剧院在地方上也有了不同归宿：一大批歌舞剧院的乐队独立出来，单独挂牌或独立经营，成为一支常规交响乐团，比如浙江、江苏、青海、西藏、新疆、天津等；有的融合西方歌剧经典，打造出纯粹的歌剧院，比如上海和北京；有的则未能及时脱胎换骨，而受到后来居上的同城“德比”

竞争，比如厦门。

遍地建起音乐厅歌剧院，然后呢？

地方乐团的兴起或许还要归功于地方硬件建设的热火朝天。

一大批演出场所，诸如武汉琴台音乐厅、武汉琴台大剧院、山东菏泽大剧院、贵阳大剧院、杭州大剧院、深圳音乐厅、深圳保利剧院、天津大剧院、天津小白楼音乐厅、福州福建大剧院、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音乐厅、宁波大剧院、苏州科技文化艺术中心、广州歌剧院等的崛起展现出蓬勃生机，这还不算正在破土动工的石家庄大剧院、长沙港岛演艺中心、上海文化广场和新哈尔滨音乐厅等。

正如男高音范竞马在今年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提到：“中国是唯一一个还在建音乐厅和歌剧院的地方。”

这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却点出了在国际金融萧条的大环境下，中国逆势而为的状况。

这句话的背后是，“然后呢”

？硬件设施的完善是否能带动地方文化消费，提升文化层次？这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规划，目前尚不明朗。

而硬件完备、软件脱节的惨痛教训，之前的工人文化宫便为一例。

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大报章都充斥着“工人文化宫没落”

的新闻标题，报道将缘由归咎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文化宫的单位定性”

。

曾经作为职工之家的工人文化宫越来越多难逃被改建成带包间且灯光暧昧的KTV、空气混浊的录像厅、粉色的美容美发店、羽绒服及二手唱片大卖场的命运。

2009年7月中旬，我赴石家庄，途经河北省艺术中心，时逢“2009石家庄性文化节”

正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如火如荼地举行。

若隐若现的广告勾勒出一幅光怪陆离的泛文化拼图。

当晚，郑小瑛率领厦门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也在艺术中心举行，却迎来一番清冷萧条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