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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背后的非音乐主张（第2页）

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之于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就好比华尔街之于国际金融界。

这一蕴含着百万商机的活动每年从奥地利的首都向全球各地70余家电视台和超过200家广播电台转播，之后还发行相关的激光唱片、DVD，并以各种可以聆听的格式循环再生。

通常全球的观赏聆听者都将新年音乐会作为迎接新的一年的悦耳动听的轻松古典乐享受，作为皆大欢喜的新年的开端。

这也正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或者说是大多数奥地利人）希望他们的新年音乐会所传达的形象，然而新年音乐会的起源也许并不那么光彩，也不可能逃脱政治的干系。

首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于1939年，那也是德国并吞并奥地利的第二年。

正是在1939年，党卫军对施特劳斯家族进行抄家，从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犹太裔继女爱丽丝·梅册纳（Alier）手中没收了大量该家族的财产，诸如手稿、绘画、书信和乐谱等。

纳粹粗暴地对待当时在世的轻音乐作曲家，将一大批人或是流放，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埃默里希·卡尔曼（Emmeri）和奥斯卡·施特劳斯（OscarStraus）；或是送入集中营，诸如莱哈尔的轻歌剧《微笑之地》的脚本作者弗里茨·罗纳——贝达（FritzLohner-Beda），还有《风流寡妇》中达尼罗的首位演唱者路易斯·特劳曼（LouisTreumann）。

此外，纳粹在那年还将奥地利音乐和轻歌剧中出现的“爵士风格”

视为“堕落的音乐”

，与此同时却高举由施特劳斯家族创作的波尔卡、华尔兹、加洛普和进行曲的大旗，誉其为“高贵的雅利安音乐”

，“必将把世界从之前的沦丧中拯救出来”

。

因此在维也纳举办由施特劳斯家族音乐组成的新年音乐会便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当然也带有强烈的政治主张，显然也得到了当时所有人的理解和热烈欢迎。

音乐之外的理想与现实

如果当今有一位在世的指挥家能够了解并直面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政治背景和纳粹历史的话，那非丹尼尔·巴伦伯伊姆莫属，因为他是所有艺术家中对中东问题和犹太问题最为直言不讳和观点犀利的。

邀请他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70周年盛典，自然也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摆脱历史枷锁，彻底划清与过去界限”

的最佳时刻。

当然，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并不尽然是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

近几年来，以卡洛斯·克莱伯为首的一批指挥家将许多其他维也纳作曲家的优秀作品在元旦当天介绍给听众。

因此很多人期待的在2009年的新年音乐会，能够以一种既突出新年的喜庆成分，又能直面这一音乐**暗历史的方式，上演一些音乐作品，纪念这一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会的70周年。

遗憾的是，如上设想未能在今年的新年音乐会中实现。

巴伦伯伊姆最为明显的政治主张来自于《东方童话圆舞曲》，作为对中东问题以及自己组建的西东合集乐团的直接呼应。

但那便是全部，根本只字未提所有其他遭到纳粹和时局迫害的华尔兹作曲家以及轻歌剧艺术家们，而指挥台上的恰恰是一个言必称永不忘怀且专攻具有争议的音乐政治行为的指挥家。

没有弗里茨·罗纳——贝达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之歌》；没有1938年移民奥地利的创作《华尔兹之梦》和《巧克力士兵》的著名作曲家奥斯卡·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也没有卡尔曼的华尔兹……

可巴伦伯伊姆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还演出了一系列并不适宜在庆典场合演出的经典作品，诸如《南国玫瑰圆舞曲》、《安娜波尔卡》、《威尼斯之夜》序曲和《吉卜赛男爵》序曲。

巴伦伯伊姆选择《吉卜赛男爵》序曲以及其中的进行曲其实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源于这部轻歌剧的故事情节和乐曲节奏，恰恰成为纳粹为鼓舞军队士气经常播放的音乐；此外《吉卜赛男爵》也正好是1942年尼德兰的德意志剧院开张首场演出纳粹钦点的剧目。

当时的节目单这样写道：“用武器说话时，就连缪斯女神也不能沉默！”

而这些都与巴伦伯伊姆坚持的主张和信仰背道而驰。

2009年2月《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