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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中国艺术体制分析（第2页）

近年来国家文学奖获奖作品日益“温情化”

，比如2010年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车延高诗集《走向温暖》体现出明丽、健康的诗风。

纵观金鸡奖最佳影片奖名单，“双黄蛋”

通常是政治与艺术的平衡，比如2003年的《惊涛骇浪》与《暖》。

而近年来主流大片的盛行，如《云水谣》、《集结号》、《建国大业》、《风声》等平衡商业制作和主旋律价值观的作品，可以说正是国家艺术组织以多种方式积极倡导和协调的体制化结果。

2009年国家成立了中国当代艺术院，作为一个政府艺术机构，它容纳了一些曾经处在政府体制之外的当代艺术家。

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象征事件：非主流的当代艺术家开始获得合法的体制化身份，国家艺术体制内资源已经开始用于曾经被视为非法的前卫、现代或当代艺术创作。

而第六代导演纷纷浮出水面，在电影局许可下拍片，也属同样的事件。

如何看待这样的从艺术体制外向艺术体制内转变的体制化现象？一方面是政府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松动和灵活，国家艺术体制在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而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的是当代艺术及其语境本身在发生变化，全球资本力量培育出的艺术空间，将独立艺术与政府体制融合为一个适应产业与市场的共同体。

在共同的经济目标下，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美学追求都被整合在一起。

这就涉及当今的艺术市场机制。

2.艺术市场机制

艺术市场机制是当前我国艺术体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动力。

在国家院团成员和作协、美协会员等依靠国家体制的艺术家之外，当代艺术生产的主力军更多的是民间的、独立的、依靠市场的艺术家群体。

艺术市场是理解当代艺术体制的核心要素。

艺术市场机制是指艺术家通过非政府渠道的资金生产出艺术品，艺术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换取利润，获得投资回报，形成一个持续性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链条。

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开始逐步发育，这里包括文学出版市场、电影产业、演出市场和艺术品市场等。

一个以市场为动力的链条主要包括下面几个过程：

第一，艺术制作资金投入渠道多样化。

这种资金主要为民间商业资助和种种国际艺术基金。

前者如香港艺人刘德华个人出资运作的“亚洲新星导”

计划，资助有潜力的青年导演拍片，宁浩《疯狂的石头》就是计划成果之一，同时获得好口碑和高收益。

还有李安推出的“华语青年导演计划”

等，都在努力为青年导演提供机会。

后者如美国当代艺术基金、法国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等，它们对亚洲当代艺术的发展格外关注，蔡国强、汪建伟、张晓刚等当代艺术家均获得过此类资助。

还有各种大型企业的商业资助，通过冠名或者广告取得收益（或者并不寻求经济回报而意在口碑、形象等象征收益）。

比如汽车公司雪佛兰科鲁兹品牌资助由中国电影集团和优酷网共同出品的“11度青春系列电影”

计划，拍摄了11部表现80后青春的短片，其中《老男孩》引发了热议和追捧。

第二，艺术生产者依靠资助进行创作。

比如青年戏剧导演邵泽辉接受商业资本资助排演过《麻花Ⅱ》等商业戏剧，也接受政府资助排演过《福娃》等儿童剧，更接受“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

等的邀请导演了《变老之前远去》、《太阳·弑》等理想主义或前卫抽象的戏剧。

[20]主要不依靠政府资助而依靠市场的艺术家，构成了当代中国艺术生态中颇有活力的主体。

考察这一群体，我们会看到像北京圆明园、“798”

、宋庄等艺术家聚居群落，看到众多的艺术创作者和他们的工作室。

除了具体的生产者之外，还要看到一些当代艺术的推广机构，比如电影方面的现象工作室和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影像档案馆等就是比较著名的机构，它们举办活动，组织展映，推介作品，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

第三，艺术产品获得市场回报。

艺术作品完成后进入市场，演出靠观众和票房，艺术品靠出售或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