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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上的艺术创作观念（第2页）

从古人的论述看，“愤”

的内涵是多方面的，既包含烦闷、失望、哀怨、痛苦，又有悲痛、仇恨、愤恨、愤怒等心理因素，而“发愤”

就是上述种种积郁情感的宣泄。

在中国古人看来，苦闷不平的情感能构成强大的艺术创作动力，有时甚至成为衡量艺术成就高低的标志，所谓“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韩愈《荆潭唱和诗序》）。

第三，“模仿”

说。

古希腊“模仿说”

是西方最古老的艺术创作观念，认为文艺都是来自对自然的模仿（imitation，也译摹仿）。

模仿既是一个原则也是一个过程，通过它，试图模仿的一方努力使自己“像”

或“近似于”

被模仿的另一方。

古希腊哲人德谟克里特曾发表过极富仿生论色彩的见解：“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

[1]在古希腊一直广为流行的模仿说，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手里才真正理论化。

柏拉图的模仿说是否定性的，他认为艺术家的感官知觉不能揭示事物的真相而只能显露表面现象，因此，艺术只是虚假的幻影，不足为信。

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但他却对模仿说作了相反的肯定性理解，认为艺术模仿活动同样可以通向真理，可以揭示事物的真实本质。

这些“模仿说”

无一例外作了如下预设：艺术家与外在世界构成了主客二分的关系，外在世界不是可亲近的“你”

，而是有待被发现、被认识的外在的“它”

（参见本书第二章和第七章）。

第四，“表现”

说。

它把艺术创作看成是人类心灵的一种表现。

这种观念早在古希腊文艺思想中就露出端倪，如柏拉图关于诗歌创作的“神灵凭附”

说等。

只不过19世纪以来，它才广泛地为浪漫派艺术家、理论家所提倡。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强调“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味起来的情感”

[2]，雪莱则声称“一般说来，诗可以解作‘想象的表现’”

[3]。

在浪漫主义者那里，诗歌已经成为艺术的代表和象征，甚至可以说，诗就是艺术本身。

所以雪莱才会充满自信地宣称：“审美力最充沛的人，便是从最广义来说的诗人；诗人在表现社会或自然对自己心灵的影响时，其表现方法所产生的快感，能感染别人……诗人们……不仅创造了语言，音乐，舞蹈，建筑，雕塑和绘画；他们也是法律的制定者，文明社会的创立者，人生百艺的发明者，他们更是导师。”

[4]这就是说，“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