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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兴辞批评（第4页）

枪显然成了人在地点中幸福生存意念的集中凝聚。

枪是既有物性又有人性之物，是物性与人性的物质凝聚。

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有枪时，马山的生存地点是安宁的和可靠的。

枪在，表明马山的基本生存地点在，他的整个生活处在稳定状态，其表现场景是和谐的家庭。

随后，枪不在了，马山的生存就立即被抛入风雨飘摇中：让全家失去安宁，离家四处寻找，焦急而无助地穿行在一间间房屋、一条条大街小道、一座座山包、一个个亲朋好友邻居同事之间，其表现场景则从家庭变成了变动不定的小镇游走场面。

正是在丧家之犬般的盲目的左奔右突中，他内心的强烈的难以遏止的无地彷徨、无地焦虑表现得异常清晰。

而影片多次重复出现的寻枪过程中的慌乱行走或追逐镜头，强化了这种无家可归的迷乱景致，也反过来象征着马山内心剧烈的无地焦虑。

他即便是回家，却再也无法享受到家庭原有的安宁了，以致在**痛苦地发现与妻子**的能力都丧失了。

可以说，失去了枪，马山看起来只是失去了工作的重要器物，但实际上等于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基本场所——地点。

失去地点，也就等于失去了自我的身份。

他人在此地而心却高悬别处，处处体验到无地的空虚；他四处奔走，就是要为自己找回可靠的生存之地。

于是，寻枪就等于寻地，通过寻地而寻求化解无地焦虑；而寻地也就意味着寻找自我，重新寻求身份认同，找回在丢枪事件中丢失的自我。

正是在这场寻枪危机中，地点对于马山生存的意义一下子凸显出来。

它有力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地点是人的生存的具体物质场所，是人的具体生存意念或理想的物化形态。

正如海德格尔指出：“‘地点’（place）把人放置在这样一种方式中，以致它显示出他的生存的外在镣铐（externalbond），并同时显示出他的自由和现实的深度（depthsofhisfreedomay）。”

这表明，地点是人的具体生存方式的显示，它同时代表了人的生存的外部规则限制与内部自由深度。

枪对马山的意义正在于它象征着马山的具体生存地点依托，既可以使他生之有地，也可以使他生之无地。

由此才可以理解如下判断：失枪如失地，寻枪如寻地，得枪如得地。

这样，寻枪其实就可以视为对凝聚在地点中的个人生存方式的寻找。

（3）依地生存与无地生存。

马山为最终寻得枪而付出两件沉重“代价”

：第一，他的初恋情人李小萌被这支枪杀死了。

而正是李小萌的被杀，让这扑朔迷离的丢枪案件取得重大突破：马山看到了枪的线索，从而制定了最后的有效破案方案。

第二，他主动地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寻找到枪。

应当注意到，这两件对于马山来说十分沉重的“代价”

，都与地点有关。

李小萌曾经在小镇与马山初恋，后来又离开小镇与别人恋爱，最后返回小镇与周晓刚同居。

可见她是个善于变动地点的女人，而这种地点变动在她那里就与情人变动和生活方式变动交织在一起，并实际上最终成为她的生存变动的象征。

马山当年与她分手，也许正与地点观念上的不可调和的分歧有关：马山喜欢待在原地不动，而她则更愿意移动地点，到外面的世界去闯**。

马山最后不得不依靠善于变动地点的初恋情人推进他的破案工作，这一事实表明案件同地点变动紧密相连。

而马山最终破案，则直接得力于来自他本人的两个原因：一是以身诱枪。

身体是人的生存地点的最具体而又细小的单元。

人的身体可以说是那些更大的地点单元，如宇宙、地球、国家、民族、社会、群体、村镇、房屋等的作用力的集中凝聚。

对于马山此时的问题困境来说，身体成了强烈的无地焦虑的最后的解决场所，因为之前的左奔右突已让他感到舍此别无他法了。

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酒醉丢枪造成的奇耻大辱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和难以饶恕的，因而只能用自己的躯体去救赎。

也就是说，只有动用自己的身体，这一事件造成的身份认同焦虑才会安然化解。

所以，他唯有凭借身体流动才能诱出手枪的事实，表明无地焦虑只能用地点流动去解决。

二是流动生存。

马山终于走出小镇在外部的火车站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