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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那时已成恋人（第1页）

马勒那时已成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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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上下来，夕阳铺满了小镇，经过校园门口，广播里传来一曲萨克斯吹奏的《茉莉花》，周末学生陆续返校学校电台播放音乐助兴。

《茉莉花》是首很经典的江南小调，20世纪90年代初由一个叫肯尼·基的美国人用萨克斯将它吹奏出来，使它也像他最著名的《回家》一样流行起来。

情人伫立在树林间，萨克斯曲就缠绵地绕着他们的身子飘来**去，那时我们正在念大学。

那时，我还不知道一位生于1860年叫古斯塔夫·马勒的奥地利作曲家，《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一书十年后来到我的书架上，书这样开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可以心安理得地在波罗的海海滨度他的假期了，”

颇像小说叙述模式，同为奥地利人的弗洛伊德以精神治疗著名，与从事音乐的作曲家马勒有何关联？他为什么“心安理得地去度假”

了？什么事情让他不安，现在却可以心安理得了？既然是马勒传记，扯出这位精神分析学家来，可以想见是马勒的精神出了危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危机，果然在行文到第七页的时候，阿尔玛身像出现在书中，风姿绰约的她裹在一款轻纱里，有着谜一样的眼神（阿尔玛有作曲天赋，被马勒限制了），哪怕过了近一个世纪仍让后来者感受到美的冲击，她的丈夫古斯塔夫·马勒此番依旧的消瘦，依旧地在音乐里叙述他的老去和对美的留恋。

《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小快板、《第六交响曲》第三乐章如歌行板、《第九交响曲》极柔板等都是他们的写照，阿尔玛出轨如同一记闷拳将这位50岁的作曲家击倒在地，与弗洛伊德会晤后一年马勒病逝。

芝加哥交响乐团演绎马勒《第六交响曲》时表现英雄经历命运的三次击打，一名女鼓手拿木槌砸向大鼓，她的迅猛有力给马勒以彻底了断。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分离后再听马勒是有益的，这好比与一位朋友相处，时间所带来的距离感往往能使听者获取更多乐趣。

去年我把聆听时间给了瓦格纳和布鲁克纳，虽然马勒的到来远远先于后两者，布鲁克纳的克制、瓦格纳的歌剧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马勒的不足。

马勒音乐的个人色彩非常浓郁：当我寻求美时它是美的（《第二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当我寻求迷人时它是优雅的（《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鲜花与野兽的对答”

、《第四交响曲》开头的雪地铃铛）；当我悲伤时它是忧郁的（《第六交响曲》、《第九交响曲》），马勒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多数人的情感。

有人怀疑马勒的才能，法国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是其中一位，认为马勒太像个指挥家而不是作曲家，在原本十分严谨的交响乐领域里强加了吵闹混乱的因素，在我们乐迷听起来如一排排巨浪滚来的乐句被布列兹讥为“陈词滥调的感伤和吟唱”

。

当我静下心来听马勒时，会有“情感过分”

的感受，我把马勒放下了，许久后再听，依然被波澜壮阔的乐句所打动，马勒作品有如此魅力：“你想突然、彻底地赶走它们时，它们却依然存在着。”

（布列兹语）

今年是马勒忌辰一百周年。

《第七交响曲》是一首超长作品，五个乐章，演出时间长达78分钟（芝加哥交响乐团，索尔蒂指挥），马勒交响曲中流行程度最低的、也是被低估的一首。

1908年9月马勒在布拉格亲自指挥首演《第七交响曲》，在写给朋友阿尔姆希的信件中马勒说“我现在才觉得（今天进行了排练，乐队是难以相信得心应手），作为一部交响乐曲的作曲家真的是一种快乐。”

马勒的喜悦浮现于纸上，但是观众不理解这部交响曲，“这有点像一次空洞的成功”

，后来马勒就病倒了，直到《第八交响曲》才重拾自信。

由此可见，马勒“第七”

的演出史是曲折的。

第一乐章喧嚣的铜管乐奔腾不止，令聆乐者摸不着头绪，到了第二乐章圆号与圆号对话出来后，马勒形象突显出来，是冲突后少有的宁静，在《第五交响曲》也有一个著名的柔板，是马勒交响乐的典范：雄浑与细腻、多声部与单音部结合。

这给演奏马勒作品的乐队提出了高要求，清晰性，追求“一种音乐的清晰性的理想”

，它不仅在乐队间流行，也在音乐厅间流行。

马勒所处的时代难以接受他的预言：“我的时代会到来”

，一百年后，我们—未来的同时代人会接受马勒吗？最好的办法，请纵身跃入他的交响乐里，像恋人一样互相聆听。

2011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