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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就是席勒的一首诗（第2页）

作为“自由精神诗人、理想主义诗人，真善美之君”

（歌德语），席勒高尚、纯洁、正直的平民主义人格像一团烈火，是“欧洲艺术之神”

（托马斯·曼语）、19世纪欧洲知识界的大旗。

1782年1月，席勒以《强盗》征服德国，并在巴黎大获成功，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一位荣誉公民。

反专制的《菲埃斯克》、《唐·卡洛斯》，反对等级社会的《阴谋与爱情》，表现妇女地位的《威廉·退尔》，使席勒成为自由、平等、博爱的代言人。

从贝多芬到罗西尼、威尔第，从《唐·卡洛斯》到《威廉·退尔》，后世作曲家对席勒情有独钟，但是没有一个人像贝多芬这样，几乎席勒附体，伴随他一生的《欢乐颂》是最好例子。

贝多芬说：“为《欢乐颂》谱曲，是我20年来的愿望。”

其实贝多芬用了33年圆梦。

席勒的命运同贝多芬相差无几：贫病交加，窘迫坎坷，但精神昂扬，一往无前。

贝多芬一生不间断阅读席勒。

从19岁开始，直到完成《庄严弥撒》后的1822年，满头灰白的贝多芬创作了《第九交响曲》，才把凝聚一生信念的“席勒宣言”

谱成千古长鸣之声。

《欢乐颂》构思过程长达30多年。

第四乐章加入人声，席勒复活，启蒙理想响彻云霄。

“只有所有人都成兄弟，人类才能得幸福。”

席勒豪气干云，贝多芬一往无前，形成古典人道主义最高峰。

海涅说：“席勒摧毁了精神的巴士底狱，建造了自由神殿，而且是容纳所有人类民族为兄弟的巨大神殿。

他是个世界主义者。”

这也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