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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6页）

的钩心斗角，给出了生动而出彩的调侃，加以王宝强草根角色的插科打诨，出人意料地创造了12.6亿元的票房奇迹，成为有史以来中国电影票房之最。

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进入2013年，一种青春书写的新趋势便不期而至，并以群体性的阵容闪亮登场。

在这一波青春电影小潮汐里，先后出现了一连串新人的名字，如薛晓路（《北京遇上西雅图》）、赵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台湾的张荣吉（《逆光飞翔》），还有人届中年而自成一家的刘杰（《青春派》），以及在网络上红透半边天的郭敬明（《小时代》与《小时代2：青木时代》），连在香港素负盛名的导演陈可辛也赶来搭上了这次青春片的“顺风车”

（《中国合伙人》）。

青春片作为当下中国电影新的推动力，在市场上颇受青睐、顺势攀高，接连刷新了市场纪录，甚至盖过了同期上档的几部好莱坞大片，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兴旺增添了一把火，促成国产片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

毋庸讳言，这一拨青春片创作在市场上的节节攀高，和全国电影产业新一轮“井喷”

式发展的大趋势、大格局，诚然是密不可分的。

而这一次青春片小潮汐的来头，也居然是大出人们意表而令人惊喜连连的。

一些年轻导演的亮相，尽管对青春类型片给出了有效而创新的开拓，在艺术上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探索意味，但在青春的当代性及其内涵的开掘上以及在思想、文化正能量的凝聚上，则显然尚存在着若干不同程度的问题，而其中有的片子甚至带有若干先天性的弱点，也并未能自外于西方“娱乐至死”

风气的裹卷。

《青春派》在思想、文化正能量的提炼上，显然独具一格。

该片的主创团队，以其炽热的主体情怀和贴近现实的当代性书写而令人备感亲切。

其叙述角度颇为新颖，十分接地气。

它描写了“90后”

一个高三“留级”

复读班里青少年男女学生们平凡的日常生活。

影片以丰富多彩的细节见胜，这些细节，无不来自高考的日常生活，既鲜活又独出心裁，仿佛每一个角色都为观众敞开了自己的心灵之窗，呈现出一幅幅励志奋进的青春画卷。

值得着重探讨的是，郭敬明的《小时代》和《小时代2：青木时代》，尽管该两片在暑期档以接近8亿元的高票房而赢得冠、亚军的殊荣，其为电影产业做出的贡献固然值得给予肯定。

但是，其叙述内涵与当代主流价值观的抵触以及它们渗透进骨子里的那种炫富拜金的迷狂，竟酿成该片的高端票房却与我们时代主体性文化的生长相撕裂。

由此在媒体、学界和社会舆情上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使“小时代”

成了一个现象级的话题作品。

综而论之，这一度青春电影小潮汐，显然与我们类型片创作意识的苏醒有密切的关系，尊重市场，遵循类型片的创作规律，注重观众的心理期待而将题材细分，以中低成本的格局而在市场上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值得称道。

但是，在以GDP论英雄而偏于浮躁的市场空间里，在创造高端GDP的同时，我们的青春片在锤炼当代性的思想能量以及在美学境界的提升上，则显然还存在着若干问题和不足。

有的作品仅仅满足于青春故事的时尚性编织，而对于精神层面亮点的开掘与提升则所涉有限。

或者因过分自恋而流于灰暗、扭曲、缺少对未来的憧憬；或过度拔高而沦为浮夸和臆造现实，暴露出伪浪漫主义的病象。

客观地说，这一拨青春片在“全国化”

市场上近乎“黑马式”

的火爆，显然是难以复制的个案，还存在着某些过度营销的问题，在票房节节攀升的同时，却并不能与影片的艺术水准、文化品位保持一致。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其一，在沿用青春片类型模式时，其出发点大都受到资本的制约而“唯GDP至上”

，而独独缺乏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气度和胸襟，有的影片仅仅满足于青春故事如何出噱头、出彩头，而对于青春在融入社会时所遭遇的矛盾大抵浅尝辄止，甚至单一地徘徊在个体角色单恋与失恋的灰色地带；其二，有的影片则耽于物欲、剥离精神，或者浮光掠影地将生活的碎片予以拼贴，或者陷于拜金炫富的泥淖里，又谈何诗意的提升，更谈何时代精神对于主人公个体命运轨迹的濡染或引领；其三，主创者缺乏文化的自觉，并无视改革开放年代历史的真实境遇，竟然将青春奋斗与创业的个体经历，加以脱离生活的信手拔高，将高调的所谓浪漫代替了活生生的现实，由此而沦为臆造与矫情，又怎能让青春回应时代而呈现出其独特的精神华彩。

再深一层言之，不妨打开所谓“全国化”

的锁闭视角，而以“全球化”

的开放视野来重新打量一番，这正如一枚铜币有两个“面”

，翻过来看，则又透现出可以引出思考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