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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2页）

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战略原则，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整合协调两国的战争努力，英美于1942年年初建立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biaff）。

在战争期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直仅限于英美两国军方之间，并未将这种国际合作机制加以扩大。

这种做法，引起了中国、加拿大等其他盟国成员的不满，但也说明了英美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在英美两国战时合作的过程当中，其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士建立起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尽管不能说所有的关系都是融洽的。

其中，丘吉尔和罗斯福分别作为英美两国战时的政府首脑，仅他们战时的来往电函（包括电报、信件、备忘录和短笺）的数量就超过了1700份，这还不包括两人多次的首脑会晤、未有文字记录的偶尔的越洋电话、发给第三方（如罗斯福的私人助理哈里·霍普金斯）但明显要让对方过目的电函以及已经遗失、无法找寻到的此类文件。

[2]甚至有时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天之内就有多封电报往来。

除此之外，像安东尼·艾登、哈罗德·麦克米伦、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乔治·马歇尔等这样的英美战后政府的首脑或高官，他们在战争期间风雨同舟的作战经历对战后英美两国继续维持“特殊关系”

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最后，对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英国这一旧的世界霸主与美国这一新的世界霸主之间角色转换的认识。

自美国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赢得独立之后，英美两国基本处于竞争对立的状态之中。

随着19世纪后半期美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大英帝国则日渐衰落。

英国和美国最终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捐弃前嫌，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两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也逐渐发生着转变。

美英作为新旧世界霸权国家，它们的角色转换正是在1919—1945年间完成的。

美英霸权角色互换的关键因素，是双方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变化。

在经济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它通过道威斯计划对英国及欧洲经济施加了复杂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伍德罗·威尔逊（ilson）总统的“世界和平纲领”

即“十四点计划”

，说明了美国对战后国际政治的新看法，如战后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开放”

的、民族自决的、集体安全的世界等等，表明了美国希望以自己制定的规则主导国际事务的立场。

尽管由于多种现实因素，威尔逊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但是，在华盛顿会议上写进《九国公约》的对华“门户开放”

政策，却是对英国原本一直坚持的19世纪的那种占有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的旧的全球体系和国际秩序作出的一个新的突破，它符合美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向全世界发展的需要。

美国的这种政治理念，以及英国对这种理念的接受（尽管是不太情愿的接受），成为在国际政治中美国与英国角色互换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

而这种互换的过程，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轨迹同步。

在军事上，可以将1922年2月在华盛顿订立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看作是英美双方角色互换的开端。

英国据此正式承认了美国与之平起平坐的海军地位，其深远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海军军备方面。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退回孤立主义，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也拒绝承担欧洲的安全义务，但这并不妨碍美国在西半球加强传统的“门罗主义”

（Morine），也不妨碍它在太平洋继续取代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面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在远东的挑衅，在美国拒绝出面军事干预的情况下，英国往往力不从心、难有作为，最终是在以美国为主的军事力量的帮助下，才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了对日战争的胜利。

在此过程中，美国也完全取代了英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地位。

在欧洲，英国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之下才幸免于纳粹德国的征服的。

相对于英军而言，美军在北非和欧洲战场所起的主导作用，使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令美国在战后支配西欧几乎成为一种必然。

相比军事上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以经济实力为支撑的美国“民主国家兵工厂”

的强大作用。

战争期间，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成为美国租借物资最大的接受国。

据统计，截至1945年8月31日，美国对盟国各种形式的租借援助按当时美元币值总计达436.15亿美元，其中英国获得270.23亿美元，其他主要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获得30.5亿美元，英国及其他主要英联邦国家所受援助占整个租借援助的比例达68.9%。

同期，英国及其他主要英联邦国家对美国的援助总计达75.67亿美元，其中英国的付出为56.67亿美元。

[3]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美国最终从英国手中接过了主导国际政治的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