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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7页）

1938年1月，美国海军战争计划局局长英格索尔（RoyalE.Ingersoll）奉罗斯福总统之命前往伦敦，与英方进行秘密参谋会谈，其结果是双方签署了一份非正式的秘密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虽没有解决两国直接面临的问题，但标志着英美军事战略合作的开端。

1939年，形势发生变化。

6月，英国海军部战争计划局的汉普顿（T.）中校前往华盛顿，与美方继续就远东问题进行秘密参谋会谈，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后，随着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沦陷，英国成为美国抵抗纳粹德国的第一道防线。

1940年8月美国海军战争计划局局长戈姆利（Rhormley）偕同陆军和陆军航空队代表前往伦敦，再次与英方进行秘密军事会谈，但罗斯福的用意更多的是让美方代表实地考察英国是否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在军事战略合作上依然没有实质的成果。

这几次会谈，除技术情报合作外，美国并未作出更多的正式承诺。

这一方面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罗斯福仍打算尽量避免参战。

因此，这些会谈最具积极意义的是英美双方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互信，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原有的猜忌。

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9月英美两国政府达成的《驱逐舰换基地协定》。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尚处于战争之外的情况下，美国与英国之间达成的第一个重要的双边军事协定。

两国以其独特的“战舰换基地”

的方式，结成了联合防御并抵抗法西斯的阵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一行动不仅揭开了大英帝国从西半球撤退的序幕，而且还推动美国摆脱孤立主义、迈出走向全球政治的关键一步。

因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舰换基地”

才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和意义深远的行动”

。

1941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荷兰—英国会谈”

，即“ADB”

会谈，是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西方国家针对日本向东南亚的扩张而采取的行动。

然而，美国认为该计划与“ABC—1”

的义务不相符合，而且它关系到的问题只是英国政府关心的问题，从而拒绝了这个计划。

随后的1941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纽芬兰附近海域举行了大西洋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双方高级军事官员也举行了会谈，但双方在“先欧后亚”

大战略的执行问题上以及中东问题、太平洋战略等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消除。

尽管如此，英美双方正积极朝着建立军事战略同盟的方向迈进。

第三编为“同盟的确立与发展”

，包括标志着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正式确立的“阿卡迪亚”

（Arcadia）会议，以及英美在北非、欧洲和远东太平洋3个战场军事战略的确定过程。

出于研究的便利，本书采取将这3个战场的军事战略分开论述的做法，事实上，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关联的。

内容包括第八章至第十一章。

美国参战后的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英美两国军方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正式公开的政治军事会谈，“先欧后亚”

大战略得到了重申，标志着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正式形成。

但是，双方在如何执行这一大战略方面依然有着不同看法，尤其是在远东战略上的分歧更为严重。

丘吉尔在会议上提出了北非作战构想，后因为形势和条件的变化最终搁置。

此次会议决定建立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为英美战时军事同盟关系的重要纽带和象征。

1942年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军方提出跨英吉利海峡登陆作战的“围歼”

（Roundup）计划和应急的“痛击”

（Sledgehammer）计划，但遭到了英方的反对。

6月丘吉尔二访美国，罗斯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同意了丘吉尔主张的北非作战行动——“体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