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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的制订（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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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陆军总参谋部战争计划局局长李·杰罗（LeeS.Gerow）指出，仅仅简单地认为在军需物资的数量上超过敌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如何打败我们潜在敌人的战略构想，然后再决定实施战略作战行动所需的主要军事部门（空军、海军和陆军）……赢得战争是靠由训练有素的部队去加以执行的正确战略，而这些部队应进行充分且有效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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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罗的这个观点得到了肯定，计划制订工作即按照这种思路进行。

之前在陆军总参谋部战争计划局主要负责陆军的物资需求和对主要参战国的战争能力进行评估研究的阿尔伯特·魏德迈少校，受命负责整个计划的基础部分和陆军部分。

在回忆录中，他写道：“这不是一个特定个人或部门的成果。

我碰巧成为负责基础工作的官员——设想国家的目标、大致的操作方案以及依据主要的军事部门估算所需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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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

计划一直处于秘密进行的状态之中，“国民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敏感意味着他（魏德迈）的工作迹象不允许被透露给媒体……他不得不对他的咨询和所要的资料进行遮掩，以掩盖他计划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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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所指派的任务，魏德迈拜访了数百位政治领袖、企业家和军方领导人。

然而，他无法得到来自最高层的关于国家战略的政策指导，只能凭借自己的分析与理解。

1983年他在接受采访时提道：“不必说，在仅是讨论这些问题（为战争进行准备）通常就会被解读为密谋战争的时期，没有几个为此受到打扰的华盛顿高官能够提供重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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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在大西洋与丘吉尔会晤并得到其私人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Hopkins）从苏联回来所作的汇报后，8月30日指示陆军部：

我认为，向俄国提供所有合乎情理的军火援助对美国的安全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显而易见，早期的援助必须主要来自已订的产品。

我希望，贵部协同海军部到1941年9月10日时向我提交关于在美国、英国、俄国和其他受援国之间分配预期的美国军火产品的建议……我还希望，在一般假定美国及其盟友可用的军火储备量大大超过轴心国可用的军火数量从而确保打败后者的情况下，你们对取得胜利所需的重要领域的总体生产努力得出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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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魏德迈已基本完成的计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必须加以修改调整。

此时，美国军方对苏联的要求考虑得很少，“计划人员对苏联长时间坚持的能力表示悲观，对中国的援助则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必须在远东进行一场战争，这大概是一个由日本而不是美国行动决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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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英美军方代表在伦敦商讨两国战时物资需要和对苏援助的问题，英方向美方提交了依据“ABC—1”

计划制订的英国版的“胜利”

计划。

美方同意将其与苏联的需要一同纳入美国总的计划考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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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胜利”

计划的制订过程中，海军部直至8月30日总统作出上述指示之时，“似乎对8周前总统指示共同完成的艰巨复杂的计划没有给予任何积极的合作”

。

直到9月5日，海军部送交陆军部一份16页的关于海军方面预计需求的报告，但陆军总参谋部战争计划局局长杰罗认为：“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没有对总统的指示作出回应。”

在杰罗同海军战争计划局局长里士满·特纳（RidK.Turner）商谈之后，9月9日海军部重新送交了一份经修订的报告，但陆军方面对报告仍有一些不认同的地方，尤其是涉及如何使用陆军军需品的敏感问题。

马歇尔致函斯塔克指出，虽然美国应援助盟国，但海军报告建议给予盟国广泛的援助会误导总统，从而严重影响美国军队自身的需要，而且“陆军的事情，海军应接受陆军的研究，就像我们接受海军关于需求的看法、承认海军在有关海军问题上是专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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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陆军和海军需要对报告的内容做最后的协调，又要遵照总统关于9月10日提交报告的指示，所以计划报告文本所注的日期是9月11日，但最终送交罗斯福的日期是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