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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格索尔代表团的影响（第2页）

另外由于英国政府内部对当前是否采取海军行动本来就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参谋会谈对这个建议的否定正合了绥靖主义者的心愿。

英格索尔的伦敦之行给英美关系带来的直接的积极成果正是双方情报交流的开始，两国舰队之间为建立联络开始进行准备工作。

但是这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不能被夸大。

由于两国海军都担心为了将来的联合行动成为可能而交换详细的技术情报，将意味着相互告知有关制海权的至关重要的秘密，所以使以后一段时间内的情报交流仍然十分困难。

这种困难最明显地反映在1938年5月由美国驻英海军武官威尔森要求皇家海军提供有关新加坡防御的情报而引起的讨价还价。

在威尔森提出上述要求后，英国海军表示同意，但要以美国同意提供美国海军视为极宝贵的“诺顿”

轰炸机瞄准器（NordenBombsight）的某些数据为交换条件，为美国海军所拒绝。

接着威尔森又要求了解英国港口防御的详细情况，诸如栅栏网、潜水艇网等等，但皇家海军又以美国海军部提供美国航空母舰上用来制止降落的飞机继续滑动的装置为条件，再次为美国所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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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两国海军之间的情报交流仍然开始缓慢地进行，这无论如何是走向合作的第一步，虽然是小小的一步。

显然，这次参谋会谈关于两国海军合作的讨论是极初步的，它的长距离封锁日本仍然仅仅是一种幻想，会谈既没有作出对日本立即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定，也没有解决两国在太平洋及远东地区遇到的防御难题。

究其原因，主要有2点：

其一，两国的战略重点不同。

1938年初，英国的战略重点已开始转向欧洲，它首先考虑的是欧洲、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安全；但是从美国不断修改“橙色”

计划可以看出，美国的战略重点仍在于太平洋，即使是英格索尔访问以后制定的新计划，也只是对旧计划的偏离，而涉及面更为广泛的大西洋与欧洲战略还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不可能制定统一的战略，从而使实战部队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无所适从。

其二，两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是阻止双方立即对日本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障碍。

在美国孤立主义势力的巨大影响下，1935—1939年间，国会多次通过内容不尽相同的中立法案。

直到1938年初，美国政府已在一系列局部战争中宣布保持“中立”

，禁止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参加“外国的战争”

。

当罗斯福在1938年1月向国会提出“大海军”

的提案时，孤立主义者立即提出强有力的抗议，说总统寻求这些额外的军舰只是为了加强美国对世界事务的介入。

当英格索尔回国向总统述职时，泄露的消息说英格索尔已经与英国海军部讨论了对日本的海军隔离，因此使孤立主义者的惊恐叫喊之声再次加强，他们声称“美国公众舆论目前不会支持任何这样的建议”

，以致不得不把海军作战部长派去平息这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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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张伯伦政府正在通过绥靖意大利和德国而达到一种普遍的欧洲绥靖的目的，因此根本不愿意真正考虑在远东与美国联合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关于这一点查特菲尔德的话很有代表性。

他曾在1938年1月25日给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写道：“就帝国来说我们是极其虚弱的，如果在当前时刻，或者在即将到来的许多年中，我们不得不派一支舰队去远东，即使与美国联合，我们在欧洲也将是如此虚弱，以致使我们易遭敲诈勒索或者更糟。”

[134]在英国看来，对付日本的时间必须是在海军重整军备完成并且欧洲局势达到稳定之时，但不幸的是，这样的时刻从未到来。

可以断言，双方在上述政策指导下，即使在当时“蓝色加红色”

强于“橙色”

，他们也绝不可能去壮胆一试。

但是，1938年初的英美海军参谋会谈对英美关系的未来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它第一次认真探寻了两国海军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合作的战略基础，成为推动进一步战略讨论的动力；它为两国一旦在太平洋实行长距离封锁日本的行动而初步划分的责任区域和双方可以相互利用对方水域的规定，成为以后关于亚太地区一系列防御计划讨论的基础和起源；它开始的两国海军之间的情报交换从此不断进行下去，不但使他们逐渐相互了解了对方，也使他们不断改变着自己，尽管这种变化相当缓慢。

与此同时，法西斯国家的对外扩张却没有放慢脚步，而英法等国分别对德意日的侵略行径推行的绥靖政策，则使法西斯的侵略野心更为膨胀。

随着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的签订与实行，以及最终导致的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战争的阴云已在欧洲上空密布。

在这种情况下，英美两国军方都认为有必要再次进行接触，以便修订各自的战略优先次序和战争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