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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表现象征化（第2页）

……直观性、浓缩性、假定性和简练性，是电影象征和隐喻的基本特征。”

[1]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杜甫仁科、爱森斯坦们在其电影语言中所体现的，只是隐喻或曰某种暗示、某种比拟。

如以狮子的三种状态比拟人民觉醒的过程，如以大海波涛表现人物**、如以青松比拟人物永生，等等，它们远没有进入“象征”

的层面上来。

确实，象征与譬喻（隐喻、暗示、比拟）有相似之处。

正如譬喻要求喻体与被喻体事物之间要有某种相似的特点一样，象征也要求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有某种相似特征，从而引起人们由此及彼的联想。

不过，譬喻所喻之事物或道理较具体、狭窄、直观，而象征所显示的事物或道理则一般较为抽象、阔大、深远。

用歌德的话说：“真正的象征手法，应出现在部分的事物是更加普遍的事物的代表者的地方。”

[2]

将两者混淆起来，对真正发挥象征手法的作用，是不利的。

在很多文章或著述中所说的“象征”

，实际上只是一种“譬喻（比拟、隐喻或暗示）”

而已。

比如人们常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这里所说，实际上只是一种具象比附；比如对一些文学作品的局部甚或细部形象轻易地赋予“象征”

品格，像鲁迅小说《药》中最后出现的那个花环，像陆游《咏梅》中对梅花高洁风骨的赞叹等，都是没有把握“象征”

真正内涵的体现。

真正的象征，应体现在超越形象体系的恢宏深远的总体意境中，应是某种哲理与诗情的完美“大结合”

。

总之，作为艺术创作中的象征（象征化）体系，除了应该具备形象与哲理的结合、达到一定艺术境界这些基本品格以外，还应该是艺术结构中的一个有机整体，溶化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大自然各种关系的综合之中。

它不应是局部的细节的暗示，而应是整体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