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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怪诞化作品例析（第4页）

对个人命运、社会未来、人类前途，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掩盖不住的消极、悲观意蕴。

卡夫卡自己便直言：“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

又说道：“巴尔扎克手杖上刻着的格言是：‘我粉碎了每一个障碍’，而我的格言却是：‘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

了解卡夫卡之后再看本片，便能有所把握了——

这是一部以怪诞的风格揭露当时整个社会体制（以司法体制为表现点）的荒谬、丑恶的内幕，表现小人物受压抑的愤懑、被扭曲的痛苦与难以自己的无奈状态的影片。

在其中，既有变形，又含着错位：警察与被告、罪犯与法庭、庄严的法律程序与丑陋的司法内幕……乃至每一种具体的人事过程，都明显着异乎寻常的状态与品格。

而所有这些，则构成了K处身其间的怪诞社会与人生环境，而这种怪诞的环境，又反过来迫使K无可奈何地也发生了自身的异化。

通过本片，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艺术表现手段，怪诞往往与象征融合一处、互相彪炳；而现实的梦境与梦魇的现实也难分彼此（现实与幻境**）。

这种现象在现代的艺术创作中，是多见且自然的。

借鉴于此，我们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应切忌死板、僵滞地成为“手段”

的奴仆，为了艺术表现的需要，而要“颐指气使”

地成为它们的主人。

当然，各种手段在具体运用中，还是有主有次的。

在本片中就较明显：它的主要艺术特色就是怪诞，以怪诞的物象象征着真实的本质，以怪诞的艺术氛围表现着扭曲的社会现实。

本片改编自卡夫卡的小说，但与原作有一种明显的区别。

这种区别，正如英国影评家艾·斯坦因所说：“卡夫卡的小说表现的是一个相当真实的世界，但里面居住着梦幻中的人，而在威尔斯（本片导演）的影片中，则是真实的人居住在一个噩梦般的世界里。”

[1]

如何看待这种不同？对原作是否一定要“忠实”

？

其实，既然是改编，改编者就应该有自己的创作自由：可以是忠实于原作的“照编”

，也可以是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改造的“改编”

，还可以只借用原作模型而引申发挥的“创编”

。

具体到本片的改编，尽管威尔斯没有忠实于原作，但它也完全具有自身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改编后的影片比原作的小说，对社会批判的力度、对人生展示的强度，更甚。

因为在原作中，出于故意隐晦的考虑，只好将现实躲于梦中；而在影片中，则明目张胆以示天下——现实社会，就是人间噩梦！

这里，不存在对两位作者的褒贬臧否。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刘勰《文心雕龙》中语），卡夫卡的小说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奥匈帝国，而威尔斯的影片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法国，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例析二《萨罗》

意大利与法国合拍，1975年出品

编导：彼埃尔·帕索里尼（根据萨德小说《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改编）

剧情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墨索里尼“社会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