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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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心怀希望（第2页）

有一天，脚疼得厉害，我一瘸一拐地跟大家走了几公里，从集中营到工地干活去。

那天非常冷，寒风刺骨。

我不停地想着悲惨生活中的琐屑之事。

今晚吃什么？要是能额外得到一根香肠，要不要拿它去换一片面包呢？要不要用最后一根香烟去换一碗汤喝？去哪里弄一根好点儿的鞋带？到工地后是跟原来的小队一起干活呢，还是会被派到其他凶恶监工的小队去？怎样跟囚头搞好关系，让他帮我在营里找个活干，而不用走那么远的路到工地上？

我对时时刻刻想着这些琐事的情况感到厌烦了，就迫使自己去想别的事。

突然，我看到自己站在明亮、温暖而欢快的讲台上，面前坐着专注的听众。

我在给他们讲授集中营心理学！

那一刻，我从科学的角度客观地观察和描述着折磨我的一切。

通过这个办法，我成功地超脱出当时的境遇和苦难，好像所有这些都成了过去。

我和我的痛苦都成为自己心理学研究的有趣对象。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谈道，“作为痛苦的**，一旦我们对它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认识，就不再感到痛苦了”

。

弗兰克尔似乎用自己创造的“意义疗法”

挽救了自己！

早在1926年，弗兰克尔就通过自己的心理治疗实践，提出了“意义疗法”

的概念，但在集中营里，他已经写完而尚未出版的书稿被没收了。

他说：“那时我最深的心愿是要再次写出这本书，而这竟帮助我活着度过了集中营的严酷。”

如此看来，维克多·弗兰克尔也是一个不相信未来永远黑暗无边的人，正是对光明未来的想象，让他获得了在集中营的绝境中一定要努力活下去的勇气。

同时，我们也从他身上看到，一个知道自己人生使命的人，一个拥有生活目标的人，一个了解自身的价值的人，才是一个更能够战胜困境的人。

正是在这一点上，《美丽人生》中的圭多，似乎比余华的小说中那个无论如何也要“受着”

“熬着”

的福贵，多了一点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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