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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痴父亲书狂女儿（第2页）

那会儿我也就十三四岁，我跟造反派商量从书房里拿点书看。

造反派就问我拿什么书啊？‘文革’那会儿也就能看看那个时期的‘白皮书’，像《麦田守望者》、《叶尔绍夫兄弟》等，那个人还不错，他对这些书可能也有点了解，就让我把这几本书拿出来了。

这是‘文革’中我第一次尝试通过自己的努力从造反派那儿讨到书。”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的艰难，万方还觉得很无奈，“没办法，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后来，万方到东北插队两年，她所在的那个集体户有点书，但她已记不得具体是什么书了，非常破烂，那会儿无拘无束，一天到晚就是瞎混，年轻人对书的热情也变得淡薄了。

大家都是讲故事，讲从书上看来的故事，互相交流，一夜一夜地不睡觉。

18岁，万方到沈阳军区当兵。

很幸运，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的一个政委是曹禺的崇拜者，他认为曹禺的女儿肯定能写，就让万方当了创作员。

“18岁的小女孩，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能写什么呢？惟一的一个好处是军区有一个图书室，也是封着的，不许看。

而我作为创作员就有点小特权，可以看里面的书。”

一时间，万方成了红人，因为大家都想从她那里借到书。

说到这儿，万方还透露了一个小插曲：乐队有一个小女孩看过从万方这儿借的书，谈恋爱了，领导就找到她谈话，问她你怎么谈恋爱了，她说我从书上看的，领导问你从哪儿看的书呀，她说从万方那儿。

这件事过后，图书室管得更严了。

由于“文革”

的封闭，对文字的控制，人们的读书热情被扑灭了。

人们看到的都是一些高大全的书，没有和文艺沾边的书，没有感情、爱情、故事。

当时流传一本书叫《基督山恩仇记》，万方找不到，就找父亲，由于书房被封着，曹禺只得找朋友借，然后寄给在沈阳的万方，四大本，万方三天就读完了，她是拿着手电躲在被窝里看的，因为曹禺只借了四天。

说到那个时期的阅读，万方最感慨的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本书给她带来的冲击是在被窝里一边看一边哭，别人还都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万方到底在哭什么。

那个时期的名著万方能看的基本上都看了，包括《猎人笔记》、《前夜》等。

那是一个感情饥渴的年代，在那个“不正常”

的年代里看书对万方来说是一种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