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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档案资料地方志和文史资料（第2页）

[2]俞庆棠：《闭幕辞》，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24页，无锡，中国社会教育社，1934。

[3]唐孝纯：《人民教育家俞庆棠》，见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江苏文史资料第104辑》（《无锡文史资料第37辑》），78页，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

[4]王雷：《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360～36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5]按照《中国社会教育社社章》规定，在年会闭会期间，该社日常工作由理事会综揽执行，对外代表社教社，对内综理社务。

理事会共设理事和候补理事各15人，采取选举和推荐两种方式产生。

按照规定，理事任期为3年，每年改选5人，可以连选连任。

为了平衡理事会成员的地域分布，还专门规定改选时要优先考虑未当选的社员，尤其是在重要省、市或重要社会教育事业机构任职者；全体社员在年会召开前采用“双记名法”

通讯选举，然后密封寄送理事会汇总，年会期间开票，以票数高低为序确定当选者，理事会设常务理事3人，由理事互推产生，任期1年，可以连选连任，负责处理日常社务。

常务理事每年至少要召集3次理事会会议。

理事会职责包括审定社员资格、草拟工作计划、筹备年会（包括年会开会地址的选择、年会中心议案的决定、经费的来源争取等）、督促决议案执行等，各地若有分社设立，其分社社章须经理事会审定，其工作亦随时受理事会指导，具体工作由理事会组织的事务所负责执行。

[6]张伯苓：《复中国社会教育社临时筹备委员会函》（1931-12-04），见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615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7]“江苏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径启复者，来函奉悉。

徐轶民等三十余人苓已逐名审核完毕，均承认其加入本社作为新社员，此复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

《复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函》（1933-06-02），见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773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8]马宗荣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社会教育系，师从日本著名社会教育家吉田熊次，回国后长期从事社会教育事业（曾任大夏大学教育学系主任，专攻社会教育及图书馆学），其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包括译著、独著、合著三种。

代表性的成果：译有吉田熊次《社会教育的设施与理论》（中华书局，1935）；独著有《社会教育概说》（商务印书馆，1925）、《社会教育原理与社会教育事业》（文通书局，1931）、《比较社会教育》（世界书局，1933）、《现代社会教育泛论》（世界书局，1934）、《社会教育事业十讲》（商务印书馆，1936）、《非常时期之社会教育》（中华书局，1937）、《社会教育纲要》（商务印书馆，1937）、《大时代社会教育新论》（文通书局，1941）、《社会教育原理与社会教育事业》（文通书局，1942）等；合著有《日本教育行政通论》（与高田休广、小笠原丰光合著，商务印书馆，1935）、《社会教育入门》（与蓝淑华合著，文通书局，1942）等。

但是，尽管马宗荣著作甚丰，一生亦为社会教育事业苦心孤诣、兀兀穷年，但其社会教育理论体系并没有占有压倒性优势。

究其原因，一是1922年实行新学制后中国教育已完成了从学习日本到学习美国的转向，二是九一八事变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成为中国最大敌手，无论马宗荣、吴学信如何努力著书立说、奔走呼吁，以学习日本为底色的社会教育理念都难以得到太多的同道呼应。

于二人来讲，时不我与，是尴尬的现实，后来研究者若以他们的著作及观点来分析日本社会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难免有所偏颇。

[9]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序一，3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10]或为感情原因，如唐庆诒作为该社总干事俞庆棠外子、俞颂华为俞庆棠胞兄；或鉴于同行道义，或有人推荐不便驳回等原因加入社教社。

有代表性的：唐庆诒（时任国立交通大学英文系主任）、毛礼锐（当时正在英国留学）、李小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柳贻徵（时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张伯苓（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耀翔（时任国立暨南大学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许恪士（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陈中凡（时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陈鹤琴（时任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杨开道（时任燕京大学农学院院长）、黄建中（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郑彦棻（时任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黎照寰（时任国立交通大学校长）、钟荣光（时任私立岭南大学校长）、罗廷光（当时在欧洲考察教育）、MissBille（时任清华大学英文教授）等，名誉社员吴稚晖、蔡元培。

未有史料证明他们亲自参加过社教社的活动。

[11]舒新城：《最近中国教育思想的转变》，载《新中华》创刊号，1933。

[12]章光涛：《复兴农村与农村教育》，载《东方杂志》，第30卷18号，1933。

[13]曹天忠：《中国社会教育社与乡村教育派分的互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14]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会议大会主席团由高践四、晏阳初、陈筑山、许仕廉、章元善、梁漱溟、江问渔7人组成（北方4人南方3人），平教会占2人；江问渔、王先强、庄泽宣、俞庆棠、许仕廉、梁漱溟6人分别代表政治、经济、教育及其他4个小组做大会报告（南方人占5人）。

除去大会报告和分组讨论，晏阳初、梁漱溟和高践四分别代表三组作特约个人谈话。

《第三届乡村工作会议在锡院举行》，载《教育与民众》，第7卷1期，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