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三对第四届年会的批判（第2页）

但就广州来讲，自从1921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后，因种种关系，直至1936年再无机会举行全国性质的教育会议，“说到南方人，那就无一不认这届年会是一次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

[167]。

社教社年会地点的选择，被提升到国家南北文化统一的高度。

总干事俞庆棠在年会召开期间，亦积极回应崔载阳观点，将之作为社教社事业拓展的有力佐证。

作民对社教社的会议日程中的“工作报告”

的非议，将该次年会工作报告直接冠以“东抄西录的实验成绩”

，特别对梁漱溟的邹平试验予以犀利批判：

原来社教社在每次开会的时候，总有若干机关，要发表他们伟大的工作报告。

但是试一审阅这些报告的内容怎样？不客气地说，都是东抄西录，除了换几个人名和地名以外，差不多是千篇一律，而且除了给人家拿回去，填塞图书馆和装潢书架以外，我是再也找不出他们真正的成绩是在那里？另一种表现实验成绩的方法，便是口头报告。

……，这些实验报告，不是说得天花乱坠，使听者不敢置信，便是老生常谈，提不出目前的迫切任务和实际困难。

所以每使听者生厌，甚至庸俗到令人恼怒。

各地年来实验的成绩究竟在那儿？只有使我感到茫茫然了。

至于为全国社教理论中心的邹平乡村建设，究竟做得怎么样呢？虽然辛苦了梁漱溟先生大半天，但是我们所听到的，除了“这些暂不报告”

，那些“尚没有多大用心去做”

等等之外；最后梁先生自己认为可以报告和值得报告的，便是“邹平的青年义务训练”

。

他说：“这种训练，我事后听说大概还不错”

。

接着报告邹平的实验农民自卫训练，他说自卫训练所以“可见成效”

，是靠政治力量和“要那些较有产的人先来受训”

。

够了够了，依靠政治力量，为有产的人办自卫，增厚有产者的势力。

这样的训练，这样的成效，怎能叫我们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哩！

作民认为，时下中国正处于存亡生死关头，参加救亡运动、从事救亡工作是每个中国人的最重大任务，然而“素以复兴民族为己任的中国社会教育社”

，在这次会议上对于这一使命作出的努力，“说来实在使我们做社员的惭愧万分”

。

在五天的会议期间，“除去听到了雷宾南俞庆棠先生的国难愈加紧迫，本社的责任愈加重大这些门面话外，我们再听不到有人讨论救亡问题。

虽然华北民众已在敌人炮火之下，身受着亡国的惨祸，可是安坐在华南会场中的我们的社员，都是仍在那里从容不迫地大谈其‘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哩”

。

作者认为在“中国已经亡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