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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教社年会决议的实践（第3页）

。

[147]会后，理事会积极推动，并将“南京及黄山二实验区开办”

列入社教社二十三年度社教进行要项中。

[148]可惜因种种条件限制[149]，以上提案未能如愿设立。

花县实验区是第四届年会直接推动的结果。

1936年1月7日，假国立中山大学大钟楼，社教社召开第十三次理事会暨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联席会议，会上有“本社拟与教育行政及学术机关在广东设立实验区案”

，会议决议如下：“公推金曾澄、萧冠英、崔载阳、徐锡龄、梁漱溟、俞庆棠六位先生组织委员会，研究具体办法，由金委员召集”

。

会后发布《合办实验区办法》，初步确定了实验区名字、实验主旨、董事会组织、实验区组织、选址标准、经费、进行步骤等内容。

有鉴于社教社第十次理事会通过有关实验区经费决议[150]，该办法中特别指出“开办费由社担任，经常费由中大及教厅互商分担，区主任一人薪金由三方分担”

[151]。

正因为会前有此决议，与会期间，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广东省政府代表金曾澄代表教育行政、政府，均发表了热情洋溢、有很强针对性的讲演，如黄麟书就政府难于兼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同步发展的困难，对社教社政教合一的理念和工作进展寄予厚望：“现在，社会教育社诸位先生能够热诚的发动起来，把自己的力量，贡献到社会教育上头与政府分工合作，这是非常之难得的事情。

各位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据俞庆棠先生的报告，成绩很好，兄弟负责广东教育行政之责，同时也奉教育部之命到来开会，很希望中国社会教育社诸位先生和教育当局一同努力，把中国的教育问题做一整个的解决，应用民众的力量来救当前最危险的国难。”

金曾澄作为理事会公推的实验区组织委员会召集人，作为新加入的社员，对年会在广州召开的意义高度肯定：“这次贵社好几百位社员来广州开盛大的年会，我相信，不只是广州市一百几十万的市民将受到很好的影响，就是全省四千万的民众，也将受到很好的影响。

广东方面虽然也很注意社会教育，但是并没有多大的成绩。

我很希望诸位社会教育专家对于本省社教事业，加以批评、指导，使本省的社教事业，能有更好的成绩。”

[152]国立中山大学作为一所“对于社会事业向表同情，而且一向努力于这种事业的大学”

，为与会代表安排了罗岗洞广东省社会教育实验区（1932年创办）、该校与番禺区合办的龙眼洞乡村教育实验区（1935年1月创办）、黄婆洞中山大学模范林场以及蓼涌民众教育实验区等，为全国各地的社友提供了直面广东省社会教育发展的机会。

该届年会，社员孙有良、杨翼心、杨宝恒向大会提交了“本社应增设实验区于各地，以便分别研究实验各种民教问题案”

，认为“本社为吾国仅有之民教学术团体，其研究实验之工作，应注意及于全国各地，各地因环境不同，均有其特殊问题急待解决，本社为适应此项需要起见，应增设实验区于各地，以便分别研究实验各种民教问题”

，并拟定三种相应的执行办法：（1）商请教育部划全国为若干区，每区由本社主持设立实验区一处，其经费由教育部津贴，或完全拨给，其实验中心，分别就各区特殊环境规定之。

（2）由本社自划全国为若干区，分头商承各该地方教育行政当局合作设立，其经费由各该地方教育行政机关津贴或完全拨给。

（3）由本社特约各地民教机关，为本社实验机关，其经费酌由本社津贴，其事业应接受本社之指导。

该提案经大会讨论会，作了相应修改，[153]修订办法最大变化是将原案中第二条和第三条予以合并，删去了特约各地民教机关为本社实验机关的办法，合作设立的实验区事业应该接受社教社指导。

实际上，无论原案还是修改后的决议案办法，都充满了乌托邦色彩。

当然，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社教社作为全国唯一的社教学术团体，急于影响社教行政的宏愿。

作为社教社社员，希望其所在的民间学术团体借助教育行政力量发出更大声音、发挥更大的影响，愿望是美好的。

而该届年会凌以安的“呈请教育部转咨各省市政府通令各县市政府试行成人儿童合校制案”

、童润之提议“提倡乡村中等学校以训练乡村社会之中坚份子，而树立乡村建设之永久基础案”

、孙有良等人提议“民众教育应以青年训练为中心工作案”

[154]等，均或多或少体现在花县实验区的顶层设计中，为该实验区将乡村青年学校、乡村基础学校打造成文化机关及社会改进中心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实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