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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第2页）

如高践四草拟“推行民众教育办法草案”

，其中拟定推行民众教育目的[71]及政教合一等推行原则，拟在以教育为方法促进政治经济。

会议上，高践四“商同钮惕生、陈逸民、雷宾南、孟宪承、尚仲衣、俞庆棠、相菊潭诸先生向大会提议，旋经大会修正通过”

。

[72]充分发挥了社教社成员之间的朋辈力量。

社教社充分利用该次会议，鉴于年会后决定征求全国意见却未能具体开展的窘迫，钟灵秀等社教社社员特将第一届年会特别类议案“社会教育学制系统案”

重新在会议上提出，经与会代表讨论，“结果由大会推定钮永建、孟宪承、高践四、梁漱溟及陈礼江等五先生草拟初步报告，以备递交全国民众教育委员会，做缜密讨论。

此问题已成为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的交点，于最短时间内，定卜有具体决定”

[73]。

对于这个结果，理事陈礼江甚为满意，将其列为此次会议“有意义的决议第一条”

：“年来许多人感觉社教在中国学制系统上无地位，以致她的目标与实施均难确订。

去年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即决定征求全国人士关于改革中国教育系统意见。

但这不过是社会人士的努力而已。

此次会议之推定人起草，系表示政府之注意此问题了。

教育既是救国和建国的工具，很希望在一二年后，我们能有一个较适合国情的教育系统。”

[74]除此之外，该次会议还就社教经费、社教推行中心等进行讨论，并通过民众学校规程，制定民众教育法及修正民众教育馆规程等社教社重点关注问题，“所有各案，于会议后闻已完全交与社会教育司整理，俟整理完毕，随即移交行将召集之民众教育委员会审议施行”

[75]。

由此，原本社教社私人团体关注的议案，上升至教育部高度，从政府层面予以推进，这对于急需寻求“政学两界”

合作的社教社，无疑是利好消息。

教育部鉴于国内民众教育发展需要，认为“非有专门组织，负责规划，不足以积极推进”

，在会议召开前夕，即制定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各省市民众教育委员会及各县民众教育委员会三组组织大纲，交会议讨论，大会修正通过。

会后，教育部公布民众教育委员会聘任委员会名单，如表4-5所示。

表4-5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聘任委员会名单（1933）[76]

表4-5所示，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12人组成中，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职能部门占5人（其中中央党部1人，党部组织委员会2人，内政部、实业部各1人），钮永建虽为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但其入选委员会，更多的是社会教育专家身份，1933年全国民众教育专家会议被列为“聘请的专家”

即为明证。

余下7人，除去与社教社颇有渊源的晏阳初，其余均为社教社理事会理事。

1934年1月11日，教育部在京举行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为更好发挥会议效果，不仅提前由各主管司将待议问题整理为9组提案[77]，提前寄给各委员先行研究，而且为了普遍征询起见，并将提案寄请非委员之其他社教专家及距离南京较近的各省市教育厅局，请其充分发表意见，于会期前三日寄回，以备采择。

社教社社员“刘季洪、董淮、朱坚白、刘国钧、陈东原等亦均有意见书寄会，藉作大会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