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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办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第10页）

敬之：《欢迎山东教育行政人员训练班参观团的一幕》，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

[163]公推刘季洪、张星舫、俞庆棠三先生负责答复，由俞先生召集，其要点如下：（1）已有的比较正确的估计；（2）最近拟再设法调查；（3）消除文盲的方法——教育部正推行注音符号，在三年左右或有相当成效。

《第十一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10期，1935。

[164]第一组为1928年内政部在调查12省的基础上，估算16省人口总数为474787368人；第二组为同年邮政部报告，全国人口总数为485508838人；第三组为1931年海关报告，总人口为438933373人；陈达著《人口调查》（依据王士达的民政部户口调查及各家估计比较）公布全国人口总数为372563555人。

第二组与第四组数据相较，差额有112945283人之多。

俞庆棠：《民众教育理论的探讨》，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9期，1935。

[165]表中部分百分比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录入时采取了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该表中1933年江苏无锡统计数据有误，表中数据为核对后更改数字。

俞庆棠：《民众教育理论的探讨》，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9期，1935。

[166]傅葆琛：《我国文盲人数之谜》，载《社友通讯》，第4卷10、11期合刊，1936。

[167]他认为，（1）失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的57.3%，失学青年成人占青年人总数的66.7%；（2）城市文盲数为49.4%，乡村文盲数为70%；（3）男文盲数为45.2%，女文盲数为92%；（4）中国文盲数平均为66.7%，在世界中居第17位。

据此，黄裳提出了6条建议：（1）民众教育应比义务教育重要；（2）实施民教应特别注重乡村民众；（3）实施民教应特别注重妇女民教；（4）消除文盲不可忽略壮年老年人；（5）中国文盲百分比，在世界上不算最多，土耳其苏俄可作榜样；（6）应速定文盲标准。

黄裳：《文盲研究》，载《教育旬刊》，第1卷10期，1935。

[169]黄裳：《民众学校招生暨留生问题的研究》，36页，广州，国立中山大学，1935。

[170]俞庆棠：《民众教育理论的探讨》，载《教育与民众》，第6卷9期，1935。

[171]《中心问题以外提案决议录》，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81～82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72]《第十五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

[173]“文盲调查表格已由甘导伯、张锡昌两社友拟成，另有社员调查办法，亦经事务所草就，本当即为付印，分发各地社友，俾能于十二月底以前寄回本社，整理统计，报告于第五届年会。

惟因顾及调查区域之普遍，增加结果之正确性起见，现正呈请教育部协助办理，候批准后，及积极进行。”

《社务报告举办文盲调查》，载《社友通讯》，第5卷4期，1936。

[174]《文盲调查表》，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

[175]《本社第十六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5期，1936。

[176]《社务报告印发文盲调查表》，载《社友通讯》，第5卷9期，1937。

[177]《社务报告总干事主编农村生活》，载《社友通讯》，第4卷4期，1935。

[178]《弁言》，见俞庆棠：《农村生活丛谈》，1页，上海，《申报》馆发行，1937。

[179]俞庆棠：《发刊的旨趣》，载《申报》，1935-11-01。

[180]《编者序言》，见俞庆棠主编：《农村生活丛谈》，4页，上海，《申报》馆发行，1937。

[181]《弁言》，见俞庆棠主编：《农村生活丛谈》，1页，上海，《申报》馆发行，1937。

[182]整理自俞庆棠主编：《农村生活丛谈》，目次，1～3页，上海，《申报》馆发行，1937；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无锡，民生印书馆，1937。

[183]《工作报告总干事俞庆棠先生做社务报告》，《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1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84]俞庆棠主编：《农村生活丛谈》，版权页，上海，《申报》馆发行，1937。

[185]广告中称发文26篇，与文中实际载文有误，为遵重原文，特照实录之。

《介绍社员新著俞庆棠编：农村生活丛谈》，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186]俞庆棠：《中国农村衰落的原因及其救济方法》，载《申报月刊》，第1卷4期，1932。

[187]《决议案全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26～2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

[188]《编者序言》，见俞庆棠主编：《农村生活丛谈》，3页，上海，《申报》馆发行，1937。

[190]俞庆棠：《欢迎三届乡村工作讨论会》，载《教育与民众》，第7卷1期，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