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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成员的社会网络（第2页）

，核心理事群体保持稳定是关键因素。

此种架构为联络同志、扩大社务提供极大便利，为社教社从众多昙花一现的学术团体中脱颖而出并成为全国性学术团体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但这种超稳定的组织架构也是一把双刃剑，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他们所追求的西方学术社团遵循的民主精神和民主程序，缺乏对新成员的吸纳力。

社教社虽有严格的选举程序，但理事会的成员更替存在“同仁化”

“包办化”

的嫌疑。

常务理事俞庆棠希望能为该社注入一点活力，1934年召开的第10次理事会上，当其再次被推选为事务所总干事时，俞“恳辞”

，决议给予“挽留”

；[20]1936年在广州召开年会期间，在常务理事赵冕未参会的情况下，俞庆棠、梁漱溟将其推为总干事，希望能借此机会实现更迭，远在无锡的赵冕得知消息后，马上向理事会递交了“辞去常务理事”

的辞呈，因为总干事要由常务理事互推产生，赵冕这种“釜底抽薪”

办法收到奇效，“决议总干事一职由常务理事商定，报告下次会议”

，半年后召开的第16次会议赵氏采取委托代表出席，从该次会议达成的决议来看，总干事更迭一事不了了之。

[21]实际上，作为一个学术团体，超稳定的理事会成员组成并非优势，作为模仿西方而创建的纯学术团体，成员流动是其开放性与民主化的重要外在表征，是促进其正常发展和成长的先决条件。

社教社这种更迭幅度不大的稳定状况，正在迈向现代化道路上中国学术体制化所展现出来的新陈代谢，传统与现代、开放与封闭、区域与整体交织在一起。

理事会成员学历组成也为这种“新陈代谢”

作了注脚。

不同于同时期中国科学社等留美、留日学生之间的壁垒森严构成，社教社理事除去欧美，留学国别中有两名留日的成员，其中一名是中华学艺社（留日学生组成的学术社团）的核心成员马宗荣。

而且，除去有不同留学背景的成员外，国内大学毕业生，如南高师的赵冕、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的甘豫源、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董淮也厕身其间；理事中张一麐、张炯均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黄炎培毕业于南阳公学，他们三人都是旧式功名出身；梁漱溟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他仅有顺天府中学的文凭。

理事会成员的学历布局，为调和域外观念和传统文化打下坚实基础。

理事们以社教社为平台，思想不断碰撞，在新的社会结构中迅速转化并构建出新的知识图景，并进而影响到社教社对国内社会教育设计的走向，这些作为社教社背后的思想体系，决定了社会教育“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

目标以及作为建构国民意识形态工具的想象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