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后记（第1页）

后记

banner"

>

这是我第四本关于民国社会教育的专著，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更不曾想到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字。

与上一本《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用尽洪荒之力的艰涩相比，写这本书却格外酣畅淋漓，那种“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的感觉，伴随始终。

这本书的由来，颇有几分峰回路转、云舒霞卷的意味。

2015年11月初，学术会议上偶遇学长储朝晖，读博士期间他高我两级，多有交往，他聊起正组织人马做“民国教育社团史”

，问我可有社团推荐，可有兴趣加入。

我当时已接下浙江大学田正平老师的征召令，承担着《民国社会教育研究》撰写任务，无暇他顾。

回来后，和学生李媛说起此事，觉得中国社会教育社很值得一做，她正开始攻读教育史的博士学位，自告奋勇尝试一下，我们一起讨论了框架，并和储师兄做了对接。

李媛开始频繁往来国家图书馆，社教社四次年会报告和《社友通讯》是大宗资料来源。

按照丛书规定，要以时间为维度呈现社团发展脉络，大纲几经修改，资料日多，她却日益焦虑，为写不出新意反复纠结。

我当时正陷入《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煎熬中，对史料仅能草草浏览，提议不妨从经费、社员发展、政策参与等方面试试，至于如何进入，如何兼容现有框架，却难以给予多少实质助力。

后来，因开题压力李媛中断尝试，社教社研究出师未捷，悬空搁置。

储师兄再三希望我能接手，不善于说不的我只有硬着头皮，答应等书稿完成后试试。

2017年3月结束《民国社会教育研究》书稿创作，我正式进入社教社专题研究，经过月余资料阅读梳理，恍然发现，如果没有对整个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整体把握，没有对其时社会语境的深切体会，就难以理解社教社中的其人、其事，更难以进入它搭建的政学两界的公共话语空间，换句话讲，如果没有经过十多年学术铺垫，面对社教社，或许我一样束手无策。

此时，方才明白这个选题对初涉社教研究领域的李媛来说，是多大的困难所在，她听我说起这些感受，半开玩笑地讲幸好她勇于放弃，没有毁掉社教社这个好选题，兜兜转转，一年半过去了，再次遇到，便是“不早一步，不晚一步”

的恰逢其时。

实际上，真正使我下定决心来做这个专题，是在《民国社会教育研究》最后一章写作之时。

拟框架之初，我想尝试一下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学科制度化建构，主编田老师力排众议，认为“这一章我意是要的，而且，写得好可能是全书的亮点”

。

写作过程中，一些问题一直在心中萦绕：社教界人士为什么近乎执拗地打造政学两界的公共平台？为什么要将其学术社团定位于联络沟通？为什么如此纠缠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地位之争？谁掌握着这个政学两界共同平台话语权？社教社的核心理事又是怎样通过这个平台，将全国范围内的社教机构、乡建团体整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力量？而这种社会力量又是如何影响中央、各级政府及基层社员的？对整个社会教育的发展趋势有何影响？普通社教工作者、基层社教行政人员是怎样使用及评价这个平台的？这些问题关涉到民国社会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社教社专题研究势在必行，而对参与其中的人物和活动进行更为细致、深入分析，解心中疑惑之余，或许还可以突破“国家—民间社会”

简单框架，对民国时期政治、教育与学术中的权力关系作出具体而准确的临摹和刻画。

实际上，后一种追求，于述胜教授早在2005年就谈起过，那时，我正纠缠于博士论文写作，这种高见，于我，只是听听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社教社作为社教界的学术团体，从1931年5月开始酝酿，同年底成立，抗战期间工作断断续续，1947年复社，事业开展集中在1932—1937年，按照历史分期实难展现其辗转腾挪、披荆斩棘的历史面貌。

我第一步所做的，便是重新厘定框架，按照社教社的“原本模样”

谋篇布局，不敢亦不能因外在框架而削足适履，失了敬畏初心。

专题化考量与储师兄规划相去甚远，如强行放入必突兀了整套书的完整风格，亦是我不愿不想的。

此时，储师兄麾下已兵强马壮，罗致30多人的庞大研究团队，远非2015年的十余人同日而语，我不习惯大兵团作战，自请辞去。

无论如何，我还是很感念这段学术合作上的缘起缘寂，以及由此催生出这本计划之外的专题研究。

社教社于我，是“熟悉的陌生人”

。

尽管从博士论文选题就进入民国社会教育领域，与社教社的核心社员如俞庆棠、孟宪承、赵冕、陈礼江、高阳等，四届年会，合办的洛阳、花县实验区等“打过交道”

，但七鳞八爪，散落在不同的知识板块中，且之前不管是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专题研究，还是社会教育长时段考量，我更多地关注的是“怎么做”

，甚少去涉及“为何做”

，它们也从未如此集中在一个资料谱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