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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治灾 人与自然互渗的修复活动（第7页）

治理水患自然灾害中，鲧、禹起初的角色都属于“公仆”

的性质，但是由于这项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全局性，需要组织各部落（或是酋邦）的广泛参与，并对各部落（或是酋邦）的人力、物力进行调配、指挥和统一管理。

在这个过程中，禹（包括他的父亲鲧）难免利用联盟赋予自己的职责与权力对各部落（或是酋邦）施加更多的影响，甚或强制和干预。

治水过程中，大禹请来后樱、皋陶、伯益等有名望的酋邦首领“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共商治水大计；政治上，团结酋邦作为自己的“股胧心替”

，建立治水机构；组织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按酋邦分布的地域调剂劳力；经济上，“单平水土以品庶类”

，按权力高下分配治水的胜利果实。

这样使原本比较松散而缺乏约束力的部落联盟（或酋邦联盟）的管理机构发生权力集中的倾向，并使之逐渐凌驾于众酋邦之上。

据说禹年老的时候，曾经到东方视察，并且在会稽山召集酋邦首领会盟。

每个朝见禹的首领手里都拿着玉帛，仪式十分隆重。

只有一个叫作防风氏的部落首领，没有到会。

禹认为其怠慢了他的命令，把防风氏斩了。

这说明，此时的禹已经从“公仆”

变成名副其实的国王了。

禹死后，其子夺得权力，通过武力控制局势，变联盟为世袭王朝，我国古代第一个王朝——夏代国家产生。

“大禹治水”

与“洪水再殖型神话”

劫后余生的逃命方式截然不同，在滔天洪水来临的时候，不是逃，不是跑，不是靠上帝恩赐的方舟拯救灾难，甚至没有躲进葫芦、瓜等自然的子宫躲避灾难，而是把人类组织起来，依靠“人民”

的力量治理水患。

这样，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并没有导向破坏自然这一结果上来，而成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中介或桥梁。

这种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也成为一种历史的表象，深潜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并形成一种历史的惯性。

当洪水灾害过去，早期中国不但稳定了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而且因这场洪水走到了国家的边缘，为成为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础与社会基础。

[1]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54页。

[2]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5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页。

[5]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215页。

[6]李金明：《独龙族文学简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第83页。

[7]转引自郑伯农：《后羿射日乎?——关于神话和历史的杂糅》，《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5期。

[8]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