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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选择 嫦娥精卫的另类生态之路（第2页）

精卫生前只是一个名为女娃的小姑娘，当她少女的躯体死去化生为鸟的那一刹，她的灵魂也以禽鸟的形式实现着永生。

这是基于“万物有灵论”

之后的一种神话思维，也是古代先民对自然的一种超越性看法。

人与万物由自然进化而来，同存于自然之中，最终要回归自然，养育自然生态，这既是朴素的唯物论，又符合生物链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科学观念。

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写道：对古代人而言，死亡不是生命的终了，而是到达再生的过渡。

在原始宗教、原始信仰中常见的是灵魂转世的信仰，死去的人化为人、动物或者植物而使原来的生命得以继续。

卡西尔认为：“（神话）倚赖于情感的统一性而非逻辑的法则，情感的统一性是原始思维最强烈最深刻的推动力。

这说明，神话的真正基质是情感，这种情感的内力，使初民深深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

[2]中国神话中“夸父杖化邓林”

、“盘古化生万物”

，以及“帝女化瑶草”

等，都是在“灵魂不死”

的观念和情感的作用下，死生得以相互沟通和万物得以相互转化。

当然，人死后化生成的新生命不是随意选定的，而是他们熟悉的动物、植物或是图腾物，当灵魂回到熟悉的动物、植物或是图腾物之中即是归到原有的文化传统，或者是回归到生命的本来面貌之中。

黄帝家的孩子性格稳重，而炎帝的女儿则个性鲜明，她三个早夭的女儿，如果说瑶姬化为草木、赤松子成仙是对父亲百草事业和医药事业的延续，那么女娃化为精卫鸟则更多的是对神农一族农耕大业的继承。

当年，是丹雀鸟衔来九穗禾，让炎帝开始了农作物的培育与耕作，那么精卫死后将灵魂转化为父亲事业的启迪者——鸟之中，即是在另一种生命形式下完成着神农开辟农耕的伟业。

由此看来，炎帝这些与自然相通互渗的事业，由和自然有着天然亲密感的女儿们来继承和发展再自然不过了。

不得不提的是，大部分死后化生的神话，都会将灵魂托生于现实之物，如瑶姬化草木，杜宇化杜鹃，唯“精卫”

这个意象在生活中并没有，衔木以填沧海的动物也没有，“精卫填海”

的神话完全是人们精神的结晶，它是一个符号，一种以温和、阴柔、婉约方式与自然交流、互融精神价值的阐释。

后世的传诵中，精卫始终以一个悲剧的符号贯穿在文化史中，成为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象征，这样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对神话加以一贯的人类中心主义诠释，其实，人作为一种有死的短暂者，只有把自己托付给宇宙万物，才能真正参透自己存在的本质和意义。

女娃虽然年幼，但凭借着小女孩的聪颖、直觉和神农家的优良血脉，已经悟出这一至深而又至浅的道理。

小女孩之所以能在众多的女神中脱颖而出千古流传，并被冠以崇高的道德力量，很大程度是她能将个我的、短暂的生命融入到无限广博的生态链结当中去，实践着人、禽、海、木、石的物质互渗与互流，小姑娘溺海那一瞬间恰恰是其自然生命的重现和大放异彩。

2.嫦娥奔月：女神回归自然的遥远渴望

后羿、嫦娥属于较晚出现的神话人物，《淮南子》中记载着嫦娥奔月的故事：“托身为月，是为蟾蜍，而是月精。”

[3]张衡《灵宪》有段稍长的记载：“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

将往，枚筮之于有黄。

有黄占之曰吉。

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其大昌。

娥遂脱身于月，是为蟾蜍。”

[4]这些记载，再加上后来衍变的系列传说，嫦娥奔月的故事复杂繁多，关系错综，其中至少包含日月、阴阳、男女、人神、动物（蟾蜍、玉兔）、植物（桂树和玉兔经年捣的药）等诸多元素，纵横交织成一个历久弥新的宇宙生态整体，在中国文化的推演中无出其右者。

初闻美女嫦娥化身为丑陋的蟾蜍十分惊讶，如果解释这种丑陋的变形是对嫦娥窃药的惩罚，显然太过牵强，而且文献记载中先是“大昌”

而后为“蟾蜍”

，说明在先民心中蟾蜍并非为丑陋之物，而是作为月之精灵的形象存在，有大吉大昌之意。

因为，月亮恒远的挂在天空，周期性的阴晴圆缺，所以人们对月亮产生了无限的崇拜与神往，而蟾蜍生育期间，肚子由瘪到圆再由圆到瘪的生殖变化过程，与月亮的晦盈时律大为相似，由此便被人们认为是超自然的月神。

月中有月精蟾蜍，本在嫦娥奔月神话之前；而在嫦娥奔月产生后，则使两者合为一体，嫦娥就是蟾蜍，蟾蜍就是嫦娥。

而望月而生的玉兔，在《博物志》中的“兔望月而孕”

中可以找到注脚，“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