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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困惑与进路 后神话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命运周旋（第6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环境困境与西方环境伦理思潮发现的双重推动之下，“环境伦理学毕竟还是在中国实现了着陆，尽管现实基础和理论条件的缺失使我们没有自然地‘分娩’出环境伦理学的思想元素，但是不可阻抑的世界性“绿色运动”

的感召必然诱使我们主动地投入它的怀抱，而通过外部输入的方式来形成和扩展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视阈便成为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起点。”

[9]这些，都为实现中国的环境保护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推动。

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包括中国神话内蕴广博，其中蕴含着丰富生态因子，更大程度上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具有一致的思想成分。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神话生态伦理意象蕴泽、成长起来的中国自然观已经浸润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之中，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并演化成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图示。

因此，我们应该在传统原生态自然观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之间建构一座沟通无隙的节点，通过两者碰撞、激**、交织、缠绕，最终融汇成为人类与天地万物、自然生命和谐交往的精神基石，实现人与自然命运的共同辉煌。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并不是一种完全对应契合的关系，实质上，两者之间存在诸多的冲突或矛盾，有待于我们不断地去转化、和解与消融，认真检视这些矛盾和冲突，对于完成环境伦理的本土化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10]特别是处于人类文明最初端的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与现代的生态伦理思想更是存在着思维的差异与理论的不同。

神话生态伦理意象是原始先人能力水平与思维方式还处于一种“混沌未开”

的状态之下，或者说人没有完全走出“动物”

式的生存状态与智力水平之时，对自然朦胧、混沌、粗糙和不系统的认识与阐释，既含糊不清也不具体全面，而现代环境伦理思想则是建立在理性的分析、科学的论证、逻辑的推理之上，可以用一整套明晰的概念体系和学术语言进行表达，是吸收人类多种文明成果的结晶，也包括神话。

因此，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我们重提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并非是要回到史前那个茹毛饮血的时代，而且我们也回不去了，如同成年人，那快乐的童年依稀在梦中，却永远不能回去。

重提或重述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只是想向人类最初文明的源头追溯，找寻实现环境伦理学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嫁接的文化因子，并期求在社会实践中能帮助人们在世俗生活的层面上渗透应有的诗性智慧，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是的，光阴荏苒，沧海桑田，人类的童年永不复返。

然而，神话却像一根无形的精神纽带，将我们与祖先，将我们与自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今天，我们重述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并非是凭吊废墟，而是在人类文明的起点寻找人与自然的原初秩序，以此激**起对美、善、诗意生活与人生的向往。

我们可以说，历史在变，但神话与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精神本质不变。

[1]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2～3页。

[2]参见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49页。

[3]陈方正：《在科学与宗教之间——超越的追求》，《科学文化评论》2005年第1期。

[4]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164～165页。

[5]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第15～16页。

[6]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206页。

[7]朱慧珍，张泽忠等：《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第75页。

[8]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315页。

[9]李培超：《追踪“生态关怀”

的足迹——中国环境伦理学三十年述评》，《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0]李培超：《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重要视点：传统文化与环境伦理学的冲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