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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众审美中的 政治剧诗（第2页）

郭沫若的历史剧当然不可与此同日而语，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屈原》等作品的“象征性”

和“寓意性”

不仅十分明显，而且作家对剧中人物的理性褒贬也超过了对人物形象自身的塑造，这是剧中人物类型化的另一原因。

与传统戏曲的密切关联，还决定了郭沫若历史剧审美内涵的大众性与民间性。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戏曲是产生于民间并流行于民间的，“戏剧文艺的通俗性质，决定了有生命的戏剧必须选择大众作为艺术消费群体”

。

[4]它必须糅合普通百姓的审美趣味与喜怒哀乐，以及他们对生活的企盼与幻想。

不可否认《屈原》也是一部以当时的社会大众作为“艺术消费群体”

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品，《屈原》在当时的演出曾造成了社会轰动，这固然与作品主题强烈的时代感和作家高超的艺术才能直接相关，但笔者也颇担心一些观众走进剧场观看此剧的心理动机，其实是被一个“王后与大臣（而且这大臣还是赫赫有名的‘千古一人’屈原）之间的私情故事”

所吸引。

[5]试想一下，一个国家的**漂亮的王后与国王手下最受宠信的大臣之间产生了暧昧的关系，而且王后还诬告这位大臣对她“图谋不轨”

，这样的“桃色新闻”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会吸引不少人的眼球。

要知道古往今来“政治与情爱”

或者说“性与权力”

永远最能挑动人们的神经，也永远是大众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

以社会心理的角度观察之，不难发现《屈原》取得成功的奥秘之一就在于将“政治”

与“性”

巧妙地加以结合，并做到了水乳交融、难分彼此。

当然，这种浪漫化与传奇化以及对男女私情的过多渲染，也降低了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品位和文化水准。

作家甚至让屈原不恰当地向南后说出：“我有好些诗，其实是你给我的。

……我的诗假使还有些可取的地方，容恕我冒昧吧，南后，多是你给我的！”

这样暧昧的话语，这在当时就招致了一些学者的批评。

[1]张庚：《关于剧诗》，见《张庚戏剧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第164页。

[2]苏国荣：《中国剧诗美学风格》，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第5～6页。

[3]谭帆：《古典小说戏曲“叙事性”

与“通俗性”

辨析》，载《文学遗产》，2006（4）。

[4]孙书磊：《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89页。

[5]《屈原》于1942年4月3日至17日在重庆连续公演，场场爆满、万人空巷、反响强烈，被时人称之为“陪都剧坛上的一个奇迹”

“堪称绝唱”

。

据说，当时有很多观众是带着铺盖来买票看戏的，还有人专程从贵阳、成都赶来观看此剧，一时整个山城沸沸扬扬。

——参见何益明：《郭沫若的史剧艺术》，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