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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将樊塞蒂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的故事》翻译成中文出版。
樊塞蒂的崇高人格及他从容赴死的事迹对巴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巴金正是在与樊塞蒂通信的过程中,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的。
虽然很难确证《灭亡》中的杜大心形象有多少樊塞蒂的影子,但樊塞蒂事件深深刺激了年轻巴金的火热心灵,促使他走向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时隔五年(1932年)之后,巴金又根据这一事件创作了短篇小说《电椅》,继续控诉美国政府的暴行。
作家愤怒地写道:“他为什么应该死?他一生不曾杀过一个人,偷过一件东西,流过别人的一滴血,抢过别人的钱。
然而他却因为强盗杀人罪被判了死刑。”
——如果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类似的话语在巴金其他作品中反复出现。
例如《家》中关于鸣凤跳湖自杀的那段描写,向来被中外学者一致认为是整部《家》中最具艺术震撼力的文字,其中就写道:“她(按:指鸣凤。
)从不曾伤害过一个人。
她跟别的少女一样,也有漂亮的面孔,有聪明的心,有血肉的身子。”
可是她却被罪恶的封建大家庭剥夺了正当的生存权利,只能以结束自我生命的决绝方式,捍卫自己的清白和人格;而《寒夜》中的汪文宣在去世前也这样质问:“为什么他们都应该活,而我必须死去,并且这么痛苦地死去?”
连汪文宣的老母亲都愤恨不平地说:“我们没有偷人,抢人,杀人,害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
是啊,那些穷奢极欲、作恶多端者们健康长寿地活着,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那些从未害人伤人的善良者们,却被剥夺了起码的生存权利,只能忍受生离死别的痛苦。
——没有什么情景比这更能显示出世道的不公和社会的黑暗了。
在现代文坛上,巴金大概是对死亡关注最多的作家之一,而他最擅长的也正是通过人物的非正常死亡——被害、自杀或疾病——来揭露社会的罪恶和人生的悲剧。
而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某一情境及叙事语言,是与他深层的创作心理动因紧密相连的。
笔者甚至认为,巴金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屈指可数的中国文学巨匠,其关键性因素,当离不开他对死亡的特殊敏感。
不过,生命固然最可宝贵,但为了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人格尊严而舍弃生命,却又是人之为人的最可敬的壮举。
巴金在另一些小说中就着意表现了殉道者的**。
值得注意的是,《电椅》则把以上两个思想内蕴融为了一体。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篇文字不多的短篇小说与《灭亡》《家》《寒夜》等长篇巨著相比,虽然只能算是高大乔木旁边的一朵小花,但它即使在巴金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也应占有一个较独特的位置。
在《电椅》中,我们看到了充满太多不公和罪恶的社会,这反而更加映衬了殉道者的伟大:“他冷静地、坚定地向着电椅走去,没有畏惧,也没有留恋,就像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樊塞蒂的坚定从容与刽子手们的胆怯惊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刽子手和狱卒们则好像在说:“原谅我吧,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呀!”
——作家在这里尽情地宣泄了对殉道者无比的崇敬和怀念。
[1]陈丹晨:《巴金的梦》(上),香港,文汇出版社,2003,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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